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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等:垄断资本的国际化

时间:2017-04-03 14:11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垄断资本的国际化*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  贾米尔·乔娜  张雪琴 译
本文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报》第7卷
 
保罗·斯威齐于1997年在《再谈或者少谈全球化》一文中指出,“自1974-75年经济衰退以来,近期资本主义历史有三个最重要的潜在趋势:(1)增长率放缓;(2)垄断(或寡头垄断)跨国公司的全球扩散;(3)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斯威齐强调全球化并非最近才有的趋势,而是贯穿整个资本主义历史过程的典型特征。)[①]其中第一和第三个趋势——发达国家的经济停滞和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已经成为2007-09年金融危机以来引起广泛关注的话题。然而第二个趋势,即可被称为垄断资本的国际化的这一趋势却没怎么引起人们的关注。实际上,新自由主义过程主要是假定垄断趋势已经消失。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下,美国和其他国家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寡头垄断结构已经遭受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全球竞争加剧的新时代。
福斯特他们并不否认全球竞争加剧,但他们指出在70年代之后这一国际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受到限制,“它已经让位于全球垄断金融资本的新时期,这时世界生产越来越为能够运用其垄断权力的一小撮跨国公司所控制”。简而言之,福斯特他们认为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国际寡头垄断资本主义制度”(a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oligopoly)。福斯特他们指出,研究垄断资本的国际化是理解当前全球经济趋势,包括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缓慢增长和金融化的先决条件。
垄断资本国际化的论据已经越来越多。理查德·巴内特(Richard Barnet)和罗纳德·穆勒(Ronald Muller)于1974年在其著作《遍布全球:跨国公司的力量》中写道,“全球企业的崛起代表了寡头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新的公司结构是集中化和全球化过程的顶峰,这一过程是将经济置于一小撮商业企业控制之下,而这些商业企业不再按照经典市场的传统规则与其他企业竞争。”[②]
在寡头垄断情形下,一小撮企业控制了某个产业或某一特殊的生产领域,显然这不是古典意义上的竞争。相反,人们面临的是对抗与合谋的辩证关系(a dialectic of rivalry and collusion)。[③]特别是,“价格竞争”被大公司认为太危险,因此他们通常竭力避免价格竞争。相反,企业之间的竞争通常采取其他形式:寻求低成本——这是企业的底线;争夺资源和市场;以及产品差异化。今天最典型和最有代表性的企业是垄断跨国企业——他们在多个国家运营,但是其总部通常在某一个国家。近些年,资本主义外围地区的跨国公司大幅增加,但是这些跨国公司的总部主要还是位于发达国家。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UNCTAD)在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世界上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的构成状况表明,核心国家(美国、欧盟、日本)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他们的份额增加的相对缓慢”。[④]
研究跨国公司的顶级主流分析家马克·卡森(Mark Casson),在1985年评论道,“从一个更宽广的长期视角来看,战后的跨国公司(MNE)可以被简单地被视为资本国际性集中趋势最新和最复杂的表现形式(manifestation)。这一观点明显源自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⑤]如今,这一趋势为国际寡头垄断的发展所证明。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商业史学家路易斯·高拉姆博什(Louis Galambos)而言,“全球寡头垄断如太阳升起一般无法阻挡”。事实上,《华尔街日报》1999年曾如此写道:
“企业前仆后继地走向联合,这似乎是无法阻挡的……世界汽车产业已经合并成四个或八个公司,其中两个美国汽车制造商,两个日本汽车制造商和一些欧洲企业很可能会成为最后的赢家。世界顶级半导体制造商只有区区12个。四个公司供应了世界上所有的唱片。十个公司主导了全球的制药业,并且这一数量将可能伴随着合并和并购的加剧而进一步下降,因为有些巨头担心他们太弱小而无法在全球竞争中取胜。在全球软饮料行业中,只有三家公司,而最小的吉百利公司在一月份已经将其部分国际业务卖给了全球最大的软饮料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商用航空业只有两家公司,分别是波音和空客。”这一趋势在各个领域都显而易见,例如通信、软件、轮胎等。到2007年为止,全球并购的年均水平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07年达到4.38万亿美元),并且直接投资(FDI)大幅增加,增速快于世界收入。直接投资(FDI)的存量从1980年占GDP的7%增至2009年的30%左右,并且在90年代后期急剧增加,参见图表1。甚至这些数据在证明跨国公司的增长方面也显得过于保守,因为它们并没有包括各种形式的合谋,例如扩展其全球网络的战略联盟和技术协议。此外,也没有考虑跨国公司的大量外包活动,这些外包活动将跨国公司的触角伸向了全球经济的各个领域。无论如何,跨国公司的扩张正在构建一个越来越集中化的世界经济体系,现在全球五百强公司的收入已经占全世界收入的35%—40%。
图表1 直接投资(FDI)存量占世界收入的比重,1980—2009
注意:直接投资(FDI)存量是子公司资本及储备(包括净利润)归其母公司的价值份额,加上子公司对其母公司的净负债。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网址:http://unctadstat.unctad.org (瑞士日内瓦,2011)。GDP和直接投资(FDI)均为当前美元价格。
随着跨国公司已经在二十个、五十个甚至更多个国家运营,整个生产也转移到了全球层面。图表2展示了全球100强非金融性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的资产、销售额和就业状况——根据其海外子公司的资产总和进行排名。在90年代,世界100强非金融性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foreign affiliates)只占其总资产的36.4%,其销售量和就业不及跨国公司总销售量的一半,生产很大程度上以其母国的总部为基础。然而,到2008年,全球100强非金融性跨国公司已将其生产转移至其海外子公司。现在海外子公司的资产和收入占跨国公司总资产的近60%,而销量已经超过跨国公司总销量的60%以上。
图表2 全球100强非金融性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资产、销量和就业上占总公司的比重
注意:这一名单通过对非金融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进行排名得到。“海外子公司”被定义为母公司至少拥有其子公司10%的所有权的公司。如果没有海外资产、销量和就业的报告,那么这些跨国公司将不予考虑。这对90年代的跨国公司的资产有影响,因而那时跨国公司的数量降低至78家。
近些年来,美国的公司巨头将生产已经转移至全球层面,表格1显示了世界100强跨国公司中总部位于美国的18个跨国公司的总资产、销售量和就业的数据。(由于美国的国内市场巨大且世界100强跨国公司的排名仅根据其海外子公司的资产,因此只有18家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公司名列其中)这18家公司反映了美国非金融性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资产、销量和就业上拥有很高比重的情形:它们的资产份额占跨国公司总资产份额的近16%;销售量为其近28%;就业为其近23%。这18家美国公司近一半左右的资产和生产要归功于其海外子公司,这意味着这些公司深深地卷入了全球寡头垄断竞争之中。正如表格1所示,在全球100强非金融跨国公司中的这18家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公司的绝大部分子公司其资产、销量和就业在2000年至2008年经历了大幅增加。简单举些列子,通用电气海外子公司的资产、销量和就业分别从2000年的36%、38%和46%增加至2008年的50%、53%和53%——这使得通用电气基本上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生产制造商,而不仅仅是一个美国公司。对于福特而言,其海外子公司的资产、销量、就业均出现了急剧增长,其海外子公司的资产从2000年的7%增至2008年的46%,其销量和就业则分别从2000年的30%和53%增至59%和58%。因此,在2008年,福特母公司只占其跨国公司销量和就业的40%略多一点。而可口可乐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在2008年雇佣的劳动力为80%。就美国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程度而言,这些公司非常典型。就美国跨国公司整体来看(包括小公司和金融与非金融性公司),美国母公司在2008年,在整个价值增值、资本支出和就业仍超过2/3,而其海外子公司低于1/3。然而,母公司在2008年在价值增值上相比于前二十年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美国跨国公司整体而言继续迈向国际化的强劲趋势。[⑥](p.5,para.1.2;p.6,para.2)
表格1美国18家顶级非金融性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销售量和就业状况(按海外子公司资产排序),2000年和2008年
来源: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纽约: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该数据表示 2001; † 该数据表示 2003.
国际垄断资本经济权力的集中(the concentrated economic power)在全球公司构建各种形式的技术联盟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摩根斯坦利威特公司的资深经济学家约瑟夫·奎因兰(Joseph Quinlan)在2001年时将此称为“联盟资本主义”(alliance capitalism)。奎因兰指出,“直接投资和贸易是基础,但并不是国际参与的唯一方式”。其他方式包括“分包协议、管理合同、承包协议、特许经营、使用许可和产品回购(产品分成)。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战略联盟和合作伙伴关系,这在过去十年的合并和并购中已经越来越重要”。例如,在八九十年代,福特与其零部件供应商、制造技术供应商和设备供应商以及其他汽车制造商签订了众多的全球技术协定。世界上主要的航空公司也已经合并成一小撮超级联盟。比如,星空联盟,包括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美国大陆航空公司和全美航空公司;加拿大航空公司;BMI航空(英国);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布鲁塞尔航空公司(比利时);瑞士航空;克罗地亚航空;亚德里亚航空(斯洛文尼亚);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布埃尔航空(芬兰);爱琴海航空(希腊);土耳其航空;埃及航空;泰国航空;新加坡航空;巴西天马航空;新西兰航空;南非航空;全日空(日本);韩亚航空(韩国)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奎因兰解释道,“在星空联盟里,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过建立联盟实现了规模经济”。结果是构造了一个由某一厂商主宰的全球飞行舰队,当然在这个例子中,这一主宰厂商是美国。这种类型的超级联盟强化了国际性的寡头垄断。奎因兰指出,“就算微软这样实力雄厚的公司也必须参与各种技术联盟(比如与爱立信、英国电信、墨西哥电信和其他公司建立联盟)……同其他许多公司一样,微软希望能够确保自己的核心地位,因此需要充分运用全球资源”。
世界贸易的很大一部分而今由跨国公司的外包机构所支配。粗略估计,至少40%的世界贸易与外包相关,[⑦]且其中以分包为主(subcontracting)。据联合国统计,跨国公司的分包协议数已经成千上万。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越来越依赖于分包商经营的血汗工厂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例如耐克是作为一个皮包公司(空壳公司,hollow corporation),耐克将它的生产外包给亚洲的韩国、中国、印尼、泰国和越南等国的分包商,在1996年一只耐克鞋所包含的52个部件由5个不同国家的分包商共同生产。在九十年代的印尼,光1996年就生产了7000万双耐克鞋,年轻女孩们每天工作长达11小时,但每小时工资只有区区15美分。印尼的工人日平均工资约2美元,远低于生存工资。《跨国企业监察》计算在九十年代末期生产制造一双售价149.5美元的篮球鞋的劳动力成本(假定完全在越南生产)为1.5美元,这只有美国零售价的1%。通过使用分包商,耐克母公司无须直接参与生产,从而可以充分利用各种形式的劳动强迫而无须承担由此引发的各种批评。例如,在1997年,一位劳动监察员走访了位于胡志明市的一家来自台湾的耐克分包厂,他看见一位经理要求56名工人在炎炎烈日下不停的工作,其中有15人因此病倒。针对类似滥用权力的批评,耐克公司的总裁菲尔·耐克辩解到这是分包商的错误,这些企业不是耐克所有或经营。尽管随后耐克要求其分包商采纳新的劳动标准,但耐克仍是依赖分包商的血汗工厂以最大限度的剥削劳动力来使企业得以运转。耐克的寡头垄断对手,例如锐步,也被迫使用此类外包形式,通过分包商的血汗工厂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美国劳动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10年,来自新加坡的分包商在萨尔多瓦雇佣女工为锐步生产国家足球联赛的T恤,售价为25美元的T恤的劳动报酬为8美分,这意味着工人的工资只有其零售价格的3.1%左右。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外部化(externalize)非战略性活动,较少地依赖于直接投资(FDI)或直接所有权成为可能,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贝雅特丽齐·奥裴(Beatrice Appay)认为,“他们将继续通过分包以维持其高水平的控制”。然而,这一趋势在以直接投资(FDI)为基础的关于跨国公司的标准定义中并未被考虑进去,标准定义排除了所有的间接控制,因此掩盖了跨国公司权力的真实程度。诸如耐克、苹果等企业(他们将生产分包给中国)应该被视为垄断跨国企业(monopolistic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他们通过国际操作和运用战略控制其供应链可以攫取高额利润,尽管其实际直接投资(FDI)相对较少。并且,许多这类企业直接投资(FDI)的水平也很高,比如通用电气,他们本身就是主要的国际分包商。因此,通用电气非常依赖其在新加坡的分包商伟创力和中国的分包商科龙为其提供电子元件。世界分包的一个特点是同样的分包商可以同时为若干个巨型公司工作,因此这时合谋优于竞争。伟创力作为电子设备制造业领域全球最大的分包公司之一,它不仅为通用电子提供零部件,也为霍尼韦尔、康柏、惠普、北电等公司提供零部件。

理解国际寡头垄断(international oligopoly)所存在的障碍

说来也奇怪,各种政治经济讨论关注的都是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而世界经济垄断程度的增强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甚至左派也是如此。对主导当今世界经济的国际寡头垄断对抗/合谋的忽视主要与以下五点人们思考中存在的障碍相关:(1)倾向于从国家民族而非从国际的视角思考经济分类;(2)对市场的一种拜物教情结,从而排除了对公司权力(corporate power)的分析;(3)我们称之为“竞争的模棱两可”的东西;(4)认为金融化和新的通信技术会导致全球竞争不可遏制的出现;以及(5)在国际水平上一个通常的分类错误,即将资本间的竞争与工人间的竞争相混淆。(p.9,para.4)
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尤其是从美国,这一在世界经济中长期享受无与伦比的经济霸权的国家的角度——讨论国际竞争,这其实是假定只有当这一竞争影响该国的产业集中和垄断程度时候,国际竞争才会加剧。例如,由于受到外国尤其是日本企业的入侵,美国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寡头垄断地位受到了削弱。然而人们通常忽略了这一削弱仅仅是生产的积聚和集中在国际层面转移过程的一部分(part of the shift to concentr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of production on an international plane)。1994年,盖兰伯斯(Galambos)在《寡头垄断的胜利》一文中注意到,“随着美国公司在个别产业的衰败,新的国际寡头垄断开始出现……无论这一竞争的最后结局会怎样,最有可能出现的形式将是全球寡头垄断的出现。”[⑧]事实上,五家跨国企业——其中有两家是美国的(通用汽车和福特)——现在已经占领了全球汽车生产的半匹江山,而十家跨国企业占全球汽车生产的70%,汽车生产上的寡头垄断已经在国际层面出现,所有的这些主要企业均在国际层面上运作起来了。[⑨]
第二个思维障碍是从抽象经济力量和交换——市场——的角度思考经济关系(the common designation of economic relations in terms of abstract economic forces and flows-the market),而忽视了巨型公司在塑造经济形态上的作用(shaping the economic terrain)。经济理论中的自由市场概念几乎毫无意义,但是有一点它明确地排除了国家,当然它也暗中地排除了经济体中的关于产业权力——即巨型公司所起作用——的所有考虑。[⑩]
第三个更为严重的思维障碍是对竞争概念的困惑——一方面竞争概念是经济学上的常识性概念,另一方面,竞争也是日常包括商业上使用的术语。在经济理论中,竞争取决于大量小企业的存在,而任何一个小企业都没有控制市场的能力。其他的竞争者,尽管存在,但是从根本上讲也是匿名的。因此,企业间的直接对抗是最小限度的。从这个角度看,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已经指出标志寡头垄断市场典型特征的激烈对抗——今天几乎仅仅与竞争相关——在经济学上更接近于垄断而非竞争的概念,[11]因此,“竞争是模棱两可的”。[12]事实上,这一寡头垄断竞争(oligopolistic rivalry)(这通常被误以为仅仅是竞争)的辩证对应(dialectical counterpart)是倾向于共谋(勾结,collusion),尤其是在巨型公司面临毁灭性价格竞争威胁之际。这一逻辑过程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一书中很好地分析如下:
“标准巨型公司……是生产或多或少可以彼此适当替代的诸种商品的几个公司之一。当其中一个公司调整它的价格时,其影响将被其它的公司立即感受到。如果A公司降低它的价格,可能会激起某种新的需求,但主要的效果是把顾客从B、C、D公司吸引过来。这些公司不愿意让A公司把生意抢去,必将用降低自己的价格来进行报复,甚或还要用削价来同A公司抢生意。A公司原先的举动是期望增加自己的利润,而其最后结果可能是使所有的公司都处于更糟糕的境地。……
“这样一种不稳定的市场情况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早先各阶段是非常普通的,而且现在仍然不时产生,但对今天的垄断资本主义来说,已经没有代表性了。它显然是大公司所强烈谴责的,大公司十分爱好向前看,小心地计划着,只在确有把握的事情上打赌。因此,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变成了公司政策的首要任务,对于有秩序的有利可图的商业经营是一种绝对必要条件。
“这个目的是用一个简单的办法来达到的:禁止把削价作为经济战的合法武器。这自然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也不是自觉地作出的决定。像其他强大有力的戒律一样,反对削价的戒律是从长期的并且常常是痛苦的经验中逐渐成长的,而它之所以具有力量,是因为它符合社会中各种强大势力的利益。只要它被接受并被遵守,危险的不确定性就从最大限度利润的合理化追求中消除了。”[13]
根据巴兰和斯威齐的分析,成熟产业中的主导企业之间并非纯粹的竞争对手(pure rivals),而是从事着熊彼特称之为“协同定价(corespective pricing)”的寡头垄断竞争者。[14]在不考虑其对手反击的情形下,没有任何一个协同竞争者(corespector)会轻易降低价格。鉴于这类价格战的毁灭性影响,其趋势是,正如巴兰和斯威齐所认为的,在价格领域进行合谋。在如此集中化的产业中(concentrated industries)价格削减是罕见的,更常见的是该产业中最大公司的领导型价格。福斯特他们总结道,随着积聚和集中在全球的进一步深化以及跨国公司的进一步扩散——事实上 ,跨国公司现在已经越来越控制了全球生产——不仅在国家层面,而且在国际层面上,竞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1995年,经济学家爱德华·格雷厄姆(Edward Graham)和保罗·克鲁格曼在《美国的直接投资(FDI)》中指出,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方向,很大程度上是“寡头垄断竞争(oligopolistic rivalry)的结果”。[15]而今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通过对生产和分配的各种形式的控制谋求更佳的寡头垄断优势,同时他们不仅仅在国家层面更在国际层面抵制真正的价格竞争。
第四个思维障碍是认为金融的增长和新的数字通讯技术增强了市场竞争,削弱了寡头垄断的趋势。事实上,金融化和数字化与巨型公司的发展与成熟密切相关。金融使得现代公司成为可能,并且加快了资本集中的速度,尤其是通过合并和并购。在当今全球垄断金融资本时代(era of global monopoly-finance capital),曾经推动国家经济权力巩固的金融资本,现在已经在全球水平上推动公司经济权力的巩固。并且金融公司本身已经在世界水平上积聚和集中起来,成为跨国公司资本流动的一部分。曾被视为伟大的平等主义的信息技术本身也正在经历全球垄断,这进一步强化了垄断趋势的普遍性。[16]
理解全球垄断趋势的最后一个障碍是一个简单的分类错误,将企业间的竞争——经济学家在讨论竞争时已经作了这样的预设——与工人间的竞争相混淆。[17]企业通过“分而治之”的策略,获得了对不同地方、地区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的控制优势,从中获利丰厚。资本可以全球流动,但是劳动力,受制于文化、政治、经济和地理等因素,很大程度上并不能自由流动。结果是,工人越来越受到世界范围内工作和工资竞争的压力,而巨型资本(giant capital)则从工人在工作和工资上的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中大肆牟利。不管是在主流经济学家还是在激进经济学家那里,工人间的竞争都不被视为是一种经济竞争,因为他们认为经济竞争主要与企业和价格决定相关。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工人之间的竞争,有别于资本间的竞争(或者说竞争本身,competition proper),而是与阶级斗争相关。它是资本通过未被雇佣的产业后备军所创造出来的工人间的一种斗争形式。分而治之策略整合了各种不同的劳动者剩余,确保全球产业后备军源源不断的供给,从而确保无保障的雇佣与潜在的失业威胁产生较少的反抗。[18]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失业的结构性暴力包括由失去工作的威胁所引发的恐惧感,这是个人主义微观经济模型的协调功能的前提”。或者如美国资本家萨缪尔·英萨尔(Samuel Insull)在一个世纪前指出的,“使用劳动力最有效率的方法是工厂门口有一大堆求职者在翘首企盼”。
今天,我们经常听到美国工人正面临来自墨西哥、中国、印度等国工人工作竞争的压力,在国家竞争的意识形态中这通常被用于灌输阶级不满。在我们看来,这并非竞争强化的表现——显然这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竞争概念——而是跨国公司垄断增强的表现,他们通过它们大量的海外子公司和分包商及其国家政府和政策的腐败统治,能够对全世界的工人实施分而治之策略。随着垄断资本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工人间的竞争日趋恶化:这是硬币的两面。结果是世界范围内剥削率的提高(以及垄断程度的提高)。在中心国家资本的领导下,通过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贸组织(WTO),关税和对资本的控制水平不断下降,因为帝企(imperial corporations)相信他们非常强壮足够打败外围地区的企业。资本自由流动导致实际工资趋于停滞,或者说,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相对处于特权地位的工人的实际工资趋于下降,而外围地区大量更为贫困的工人的条件则进一步趋于恶化。

企业规模扩大规律和跨国公司的崛起

起初,资本主义完全受建立在控制和剥削劳动力基础上的资本积累所驱动——资本间的竞争代表了这一机制,即快速积累取决于每个单个资本。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19]积累自然与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以及主要生产资料被相对一小撮人所垄断相一致。回顾资本主义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激进经济学家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对跨国公司这一经典分析的论断,他将此称之为“企业规模扩大规律”。用海默的话来讲,“自产业革命之初,就有从工场作坊到工厂再到国营公司(national corporation)以至于跨国公司这样一条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发展路径”。[20]在商业资本主义早期(mercantilist capitalism),组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包买主制(the putting-out system),即资本家为工人提供生产资料和原材料以让工人在家里生产,资本家随后再去各家各户将产品收集上来,并支付给这些工人极低的工资。然而,这一制度的缺点在于不允许资本家直接控制工人的劳动过程。[21]因此,生产组织发展为工场作坊形式(workshop),马克思将此称之为协作阶段(the phase of cooperation),这时工人被组织起来,服从于某一个所有者或经营者的管理,这就为进一步的劳动分工奠定了基础,亚当·斯密在其制针生产的著名讨论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前市场关系的内化(internalization of previous market relations)是工厂制度的开端,这要早于机器的广泛应用。[22]
用马克思的话来讲,资本主义下的分工可视为从劳动者简单加工原材料以创造产品的制造时期,演化为劳动者从属于机器的现代工厂(或机器大工业)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与产业革命本身是一致的。这一过程本质上是资本对工厂中劳动力控制的演化进程,以便生产更多的剩余产品,攫取更多的利润。分工在工场和工厂条件下的初步发展与小型家庭所有制企业密切相关。然而,资本积聚和集中意味着小型家庭企业很快即被大产业公司所替代。从而,单个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这不仅仅是由于财富的积累(即资本积聚,concentration),更是由于资本的集中,即大资本打败或者吸收小资本。集中通过金融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因此金融有助于大规模并购与合并的实现。例如,在1901年,165家钢铁企业在一年内合并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这是第一个拥有10亿美元资产的公司,JP.摩根的金融帝国为其提供了必要的信用支持。[23]
相比于小公司,大公司可以享受众多的便利:不仅仅是各种规模经济,更主要的是在进入壁垒和产量上的垄断优势,从而可以获得垄断租(monopoly rents)。此外,一旦一个公司大到足以影响整个经济,那么这个公司可以在政治领域行使其权力,从而能够获取尽可能多的国家补贴和支持,垄断资本主义整个历史即使如此。[24]结果是在二十世纪,商业企业不再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描绘的家庭小企业,而是大型的垄断公司。对劳动的管理控制在竞争资本主义时期是相当简单和粗暴的。但是随着市场的扩张,企业规模的扩大,在垄断资本主义新体制下,一个更为复杂和系统化的分工成为可能。在二十世纪初期,泰勒科学管理(即伴随着实际劳动过程日益强化的出现,劳动过程的知识、控制劳动者和集中管理则日趋弱化)的引入代表了马克思曾说过的劳动者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向实际隶属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实现。[25]
随着价格竞争在寡头垄断企业之间被取缔,以及大量其他因素,导致了垄断资本的胜利。正是在现代多部门公司(the modern multidivisional)(最先因铁路资本而发展壮大)的时代,寡头垄断、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集团(conglomeration)、产业证券市场以及跨国公司都出现了。1978年,哈里·马格多夫观察到,“商业企业的三个基本特征——投资扩张,公司权力的集中,和世界市场的增长——最终在跨国公司这一形式中得以实现”。然而,他补充道,“跨国公司的出现只有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才能最终形成,因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一小撮巨型公司间的竞争才成为各个主导产业的标准模式”。[26](p.15,para.4)
由于跨国公司是资本内在运动的产物——为控制劳动所进行的斗争,积累的冲动、竞争的压力、信用/金融杠杆,以及世界市场的增长——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这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全球企业理论。[27]不过,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应该予以关注。在第一批跨国企业中部分企业最早被组织起来是为了寻找原材料,比如石油和橡胶公司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仍然是跨国公司活动的一项重要因素。然而,更主要的因素是资本在成熟的垄断或寡头市场上仔细调整其产量扩张和投资水平,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确保其实现更高的价格水平和更丰厚的利润。结果是需要为由此产生的大量的经济剩余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因而,垄断公司“受到来自内部的强制力的驱使(即受积累过程本身所驱使),走向它固有的业务领域以外和更远的领域(to go outside of and beyond its historical field of operations)。这种强制力的力量愈大,这个厂商垄断性则愈强,它试图处理和希望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的量也就愈大。”[28]
将剩余用于投资和在其他产业以及其他国家逐利的公司可以采用间接投资的模式(即仅仅是货币投资)或直接拥有子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即直接投资(FDI))的模式。采用第一种模式通常意味着这一公式相对于其竞争者拥有一定程度的垄断优势,因为它确信它可以利用——例如,生产商的规模经济、以更有利的条件获取资本/金融、技术上的优势(研究与开发)、专利、资产管理和更有效的销售努力等——能摧毁进入壁垒的一切资源并获得垄断利润。公司相信,这能够进一步提高它对全球运营的战略控制,以提高企业的稳定性。[29]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其子公司间,以及各子公司间的内部贸易,通常可以使公司运用各国法律的差异通过在彼此之间分摊利润/损失的方式以避税。跨国公司垄断性的加强意味着公司可以时常运用策略以击败对手。因此,格雷汉姆和克鲁格曼认为直接投资(FDI)通常采用交互威胁的形式,即企业侵犯另一企业的母市场,以作为其寡头垄断竞争策略之一。
跨国公司运营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前文已述及——是最初海默,后来基思·柯林和詹姆斯·皮泊思(James Peoples)作进一步发展的“分而治之”策略。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随着阻碍“自由贸易”的众多障碍已被铲除,公司可以走遍天下,但是受移民法、语言、文化等众多因素所限,劳动力往往是固定在特定的国家和地区,这一障碍显然不可能轻易祛除。大卫·哈维提出的“掠夺性积累”是与全球农民被农业综合企业驱离土地以及农民转向拥挤不堪的城市密切相关的,这一掠夺性积累增加了全球产业后备军的数量。此外,苏联解体和中国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极大地增强了全球工人间的竞争。对此,一些公司分析家提出,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力“翻了翻”。这意味着全球产业后备军在过去几十年里飞速增加,从而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工人们彼此激烈竞争着。
分而治之策略的关键在于跨国公司依赖于通常使用最野蛮剥削形式,并且在各种监管形式之外的分包公司,这些公司主要是在南方国家。例如,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的生产外包给台湾企业富士康,它在中国大陆拥有并经营了很多企业。在2010年前五个月,就有16名工人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跳楼(其中12人死亡),这一厂区拥有300,000到400,000工人,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生活。这一工作要求工人在长达数小时数月的时间内单调的快速转动双手,这些工人几乎每晚都手抽筋。对于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他们将富士康谑称为“赴死康”。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人,甚至是处于资本主义低工资的外围地区的工人也面临企业将生产转移至其他工资低廉工作环境恶劣的地方的威胁,无论何时,工人都试图组织起来进行反抗。1971年,针对英国汽车工人罢工,福特宣布将福特雅士和科迪纳的生产部分转移至亚洲。美国关于跨国公司管理的调查表明在处理与工会的争议时,它们不会不乐意使用将生产转移至国外的威胁策略(而工会的调查表明这是很有威慑力的策略)。这一策略被委婉地成为“弹性生产”,其结果是打碎并削弱了全球劳工组织。所有这一切都是控制劳动过程的一部分,这与资本主义剥削体制和分工密不可分。弹性生产意味着一种以分散的全球生产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分工,其核心是寻求更廉价、更有剥削价值的劳动力。
正如基思·柯林30年前在《垄断资本主义》中提出的,“资本主义按它惯有的方式在其游荡之地留下了社会动荡的痕迹。对任何一个跨国企业而言,接受这样一种游荡般的存在是大有裨益的,这表现在它可以以适当的方式应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更为灵活的技术所带来的机会窗口,而这反过来意味着对有技术劳动力的需求的下降……无论哪里的工人只要要求涨工资或控制劳动强度和工作时间,他们就会被其他国家更缺乏组织性更不好斗的工人抢去饭碗。因此,去工业化(发达国家的某些产业)是这一情形下阶级斗争的产物”。
这意味着在世界低工资地区通过海外子公司和分包商进行外包生产为国际寡头垄断竞争所必需。生产领域出现了一种新流浪主义(new nomadism),其区位决定通常很大程度上由该地方劳动力的廉价程度决定,同时帝企(imperial corporation)可以在一有工人抵抗苗头之际迅速撤离,搬至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于当今的寡头垄断跨国企业,全球扩张为资本积累和生存所必须。如果某一跨国公司进入一个新市场,其对手也必须立马跟进,否则将会冒被这一市场排除在外的风险。格雷汉姆和克鲁格曼等经济理论家将此称之为跨国公司投资的“追随领袖模式”。贸易本身不再被认为主要源自市场的力量——正如新自由主义理论所述——而是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其子公司相互影响,并因此越来越采取内部化形式的产物。在美国,贸易几乎完全被跨国公司主导,约翰·邓宁和莎莉安娜·伦丹(Sarianna  Lundan)在《国际企业和全球经济》(2008)中指出,“结合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其子公司的份额,2000年跨国公司占美国出口的77%,和进口的65%”。因此,美国国际贸易值得担忧的地方在于,它正面临跨国公司唱独角戏的局面。柯林在2005年分析跨国公司在全球增长的状况时指出,“跨国化为控制市场引入了一个新的维度,它带来了巨型公司对贸易模式和维度的控制,并因此削弱了贸易在民族国家市场内部限制垄断和寡头垄断价格行为的作用的可能”。

国际垄断金融资本的矛盾

垄断资本积累的国际化(the international of monopoly capital for accumulation)的主要结果是世界范围内剥削的强化和停滞趋势的加深。自70年代以来,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世界经济增长十分缓慢,而世界危机最可怕的影响大多由穷国承担。垄断金融资本国际化的加深不仅将停滞趋势扩散至全球,同时也导致了金融化,因为巨型公司不能在生产领域为其大量的经济剩余寻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30]结果,金融危机愈加频繁且严重,而全世界所有国家也日益受制于巨型资本,并被迫要求救助公司,因为它们“大而不能倒”。国家、地区和地方政府寻求通过削减公共福利以解决财政危机,从而提高了对整个社会的有效剥削率。因此,垄断资本的国际化并非有助于世界体系的稳定,它不仅给私人经济同时也给国家政权带来了更大的危机。
不平等进一步加深。今天,最富有的2%的人口拥有全世界超过一半的财富,其中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全球总资产的近40%。在六十年代垄断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富人与穷人间在资本收入上的差距为15:1至13:1;但是到20世纪末,这一差距扩大至19:1。从1970-2009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不包括中国)只占G8国家人均GDP的6.3%。从2000年到2006年(也就是在大金融危机之前),这一比率为6.6%,同时,58个欠发达国家的人均GDP从在1970占G8国家的1.8%,下降至2006年的1.3%。21世纪最初十年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不断发生的食品危机,在一个食品价格飞涨和投机泛滥的年代,几百万人长期地缺乏食物。垄断资本国际化的最大讽刺在于垄断公司发展的整个推力处处受到根植于哈耶克、弗里德曼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教唆和协助。他们标榜的是在全球推行人类自由、经济发展和个人幸福——或者说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讲即民主,并且将不再有任何暴政残存。因此,在哈耶克看来,这一美好未来的两个敌人是:劳动者和国家(这里国家是针对其为劳动者和普罗大众服务这一情形而言)。
垄断资本国际化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不仅是对工人阶级的打击。这更需要被理解为对整个政治民主——即人们组织起来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对抗公司权力的能力——的打击。一小撮人的“自由”天堂意味着普罗大众的地狱。事实上,全世界的政府支出都在严重缩水。相反,腐败的政治精英掌控着国家,他们通过支持和帮助“接管”他们自己“所有”的跨国公司而日益服务于国家垄断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同时,这一准私有化的国家所有制正在全力镇压其国内的民众。[31]任何一个支持工人阶级的国家方案都是新自由主义打击的对象,因此,在国际上,基本的目标是,打着“自由贸易”的幌子消除民族国家对跨国公司发展的任何限制。这对弱国打击很大,因为这些规则为富国所控制的国际组织(IMF、世界银行、WTO)所制定,弱国完全无力抵抗跨国公司的入侵。新自由主义时代经济停滞的现实正成为巨型公司开放市场的正当借口。垄断金融资本的统治意味着每次危机均是采取债务泡沫扩张并且这一泡沫最终注定破灭的金融危机的形式,只有那些足够大且强壮到能够抵抗新自由主义的全部力量的政府们才能够在现有情形下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繁荣,不过这样的“繁荣”通常不能惠及权贵统治阶层以外的被统治者。同时,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这些所谓失败的政府是国际垄断资本(在必要的时候受到各帝国的军事力量的支持)折磨绝大多数世界人民的表现形式之一。


* 文本刊载于2011年第63卷第2期(六月)《每月评论》上,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美国《每月评论》主编;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McChesney):美国伊利诺伊香槟分校传播学系首席教授;贾米尔·乔娜(R.Jamil Jonna):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译者:张雪琴,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①] Paul M. Sweezy, “More (Or Less) on Globalization,” Monthly Review 49, no. 4 (September 1997): 3-4.
[②] Richard J. Barnet and Ronald E. Müller, Global Reach: The Power o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4), 213-14.
[③] 对抗与合谋的辩证概念由基思·柯林(Keith Cowling)提出,用于刻画寡头垄断企业。他们是在巴兰和斯威齐《垄断资本》的基础上提出这一概念。See Keith Cowling, “Monopoly Capitalism and Stagnation,” 155-66 in Tracy Mott and Nina Shapiro, eds., Rethinking Capitalist Development: Essays on the Economics of Josef Steindl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④]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0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0), 17-18.
[⑤] Mark Casson, “Multinational Monopolies and International Cartels,” in Peter J. Buckley and Mark Casson, eds., The Economic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London: Macmillan, 1985), 65; V.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9).
[⑥] Barefoot and Mataloni, “U.S.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207
[⑦] Wladimir Andreff, “Outsourcing in the New Strategy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Foreign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Subcontracting and Production Relocation,” Papeles de Europa 18 (2009),19.
[⑧] Louis Galambos, “The Triumph of Oligopoly,” in Thomas Weiss and Donald Schaefer, ed.,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252.
[⑨] World Motor Vehicle Production 2009, “OICA Correspondents Survey without double counts,” http://oica.net.
[⑩] See James K. Galbraith, The Predator State (New York: Free Press, 2008), 19-24.
[11]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119-20.
[12] Foster, McChesney, and Jonna, “Monopoly and Competi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13-19.
[13] Paul A. Baran and Paul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57-59.
[14]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2), 90.
[15] Edward M. Graham and Paul R. Krugma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5), 193.
[16]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Robert W. McChesney, “The Internet’s Unholy Marriage to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62, no. 10 (March 2011): 1-30.
[17] 在经济学上,竞争主要是企业在产品市场和销售市场上的竞争。劳动力市场上工人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不再这一概念之内。这一重要的区别参阅Cowling and Sugden, Transnational Monopoly Capitalism, 4.
[18] 作为跨国公司控制行为关键的分而治之策略的作用将在后文《企业规模扩大规律和跨国公司的崛起》这一节予以更为详细的讨论。
[1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p649-50
[20] Stephen Herbert Hymer,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 Radical Approa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54.
[21] Stephen A. Marglin, “What Do Bosses Do?: The Origins and Functions of Hierarchy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6, no. 2 (Summer 1974): 80-104; Cowling and Sugden, Transnational Monopoly Capitalism.
[22] 约翰·邓宁(John Dunning)曾经指出,马克思及其后鲁道夫·希法亭在解释企业的发展时是最先提出内化这一概念的,然而在他们的理论中这样的内化并不是由于交易成本,正如新古典经济学家科斯在其《企业论》中所表述的那样,而是为了在一定条件下控制和剥削劳动力。
[23] Richard Edwards, Contested Terrai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9), 44, 226-27.
[24] 国家在大资本发展壮大过程中的作用可以参阅Kevin Phillips, Wealth and Democracy: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ich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02).
[25] Marx, Capital, vol. 1, 1019-38.科学管理的作用,以及它与垄断资本主义的联系可以参阅哈里·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8).
[26] Harry Magdoff, Imperialism: From the Colonial Stag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166-67.
[27] 主流对跨国公司出现的分析可以由约翰·邓宁的折衷理论进行概括,这一理论强调了大量因素,包括垄断优势(这与海默是一致的)和市场成本的内化。然而,该理论的缺点在于未将积累置于分析的核心。For a concise summary of the eclectic paradigm see Geoffrey Jones, Multinationals and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
[28] Paul M. Sweezy and Harry Magdoff, The Dynamics of U.S.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99.
[29] 强调将战略控制作为现代巨型公司或跨国公司——从作为对劳动过程控制形式的作坊/工场演化而来的一种控制形式——的特征是柯林和萨金(Sudgen)《跨国垄断资本》一书的核心。Cowling and Sugden ,Transnational Monopoly Capitalism, 8-27. See also Graham and Krugma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36.
[30] On the relation of international oligopoly to stagnation see Cowling and Sugden, Beyond Capitalism, 91-113. On monopoly capital and global financialization see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Fred Magdoff, 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9).
[31] Bernard E. Harcourt, The Illusion of Free Markets: Punishment and the Myth of Natural Ord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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