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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昶: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江南研究:问题与思考

时间:2017-07-03 17:51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本文发表在王家范主编的《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339-3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出版社编辑为节省篇幅,发表本文时将引用书目删去了,现予补正。另外,发表的文本里仍有些错别字和标点错误,这里做了订正。]
 
 
记得马克斯·韦伯曾说过,所有社会科学共同关心并试图回答的问题是近代资本主义起源。同样的,所有东西方历史的比较研究共同关心的问题是为何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起源。中外学术界对江南的国际比较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江南之所以成为国际比较研究中的热点其原因并不难发现:至少自宋代以来江南是中国经济社会最发达的地区,而且几乎所有做中西比较的历史学者都承认,至少在十五世纪以前,江南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许多学者还承认,明清时期的江南离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社会差不多只有一步之遥。为什么曾是世界上最发达地区的江南始终没有自主跨入资本主义近代的门槛?为什么原先落后于中国江南的西欧、特别是英国能后来居上,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人们相信,研究江南,并把江南置于国际比较的视野之下,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和全面地认识和回答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秘密和中国在近代落伍的原因。
经过上个世纪中外几代学者的努力,江南研究已经蔚为大观,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中的显学,产生了一大批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并对近代以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成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与启蒙时代以来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历史长期停滞的看法相反,江南研究向人们展示的是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在前工业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率要明显高于世界上其他地区,而中国的农业经济始终能保持与人口的同步增长(Perkins),而江南的农业又居于中国的领先地位。到了明清时期,主要由棉纺织业推动的江南地区生气勃勃的商业化和市场扩张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得江南农民家家户户都卷入了商品生产,江南由此成为全国的制造业(特别是轻纺工业)中心(吴承明,黄宗智,李伯重)。不过,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外历史学者大多数都同意,尽管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江南的经济高度发达,中国的经济陷入了一种“高水平均衡陷阱”[1],或者如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化”[2],使得它无法在质上有重大突破,自主进入近代工业社会。虽然持“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一些中国历史学者会争论说,如果没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打断了中国历史的正常进程,中国也会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但他们也并不否认,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内部(经济社会的、政治的、包括文化的等等)原因,中国在明清时期逐渐落后于西方,而无法率先进入近代工业社会。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外一批历史学者先后发表论著起来挑战中国研究领域中这一长期形成的共识。由于这批学者主要来自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几所大学,他们因此被称为“加州学派”[3]。加州学派的主要观点(以彭慕兰为代表)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与同时期的西欧相比绝不逊色,特别是中国的江南,直到工业革命发生前夕,在许多方面都优于西欧最发达的英国。如果说,中国经济因为资源和生态的约束而陷入“内卷化”的话,那么,英国和西欧在十八世纪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使英国摆脱生态约束的困境、并率先实现向近代工业社会成功转型的主要原因是海外殖民掠夺和易于开采运输的煤矿。也就是说,使英国和西欧在1800年前后出人意外地超越中国、造成东西方历史大分流的不是其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内部因素,而是由于某种外部的和偶然的原因。彭慕兰说:
杉原薰认为,早在1500年西欧就走上了一条资本密集的道路,而东亚则走上了一条劳动密集的道路。与他的观点相反,我认为欧洲本来也可能走上一条“东亚式”的劳动密集道路…… 欧洲没有如此是因为原有的道路发生了重要的急剧断裂,这种断裂以矿物原料和新大陆资源的利用为基础,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避免了密集使用土地的必要性。(2003: 11)
……欧洲的科学、技术和理念趋势不是唯一合适的解释,所谓的经济制度和要素价格方面的差异似乎更是不相干。… 如果其它某些资源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这一能源突破也可能被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欧洲膨胀的人口吞噬,而那些问题的解决大部分要归功于欧洲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征服。如果不是既有煤又有殖民地,单独哪一项都不会有同样大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它们促成的资源制约的松弛,欧洲其他的革新不会独力创造出一个使其有限的土地不会阻碍的人均持续增长的新环境。”(2003: 63)
加州学派的观点立刻在历史学界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关于这场仍在继续的东西方历史大分流的辩论,人们已经做了很多学术综述[4],对辩论各方的观点做了很好的梳理,这里没有必要再做重复。本文所要讨论的是这场辩论对进一步推进江南研究,提出了哪些重要问题。
在大分流辩论中不少论者指出,这场辩论对长期以来主导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范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实关于范式危机,黄宗智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1991)就曾撰文做过讨论。黄宗智根据他本人和其他许多学者的大量研究指出,从西方历史经验抽象提炼出来的、长期以来主导经济史研究的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研究范式无法解释中国经济社会史中发现的许多悖论现象,因此需要用创新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验及其世界历史意义。大分流辩论展开以来,更多的学者提出了学术范式的问题。但仔细检视他们的讨论,可以发现他们对学术范式的理解并不相同,讨论的对象、问题也互相歧异。有的是讨论历史单线论向多线论的转换,或从地区和国别的研究转向对世界经济体系的研究(如龙登高2004);有的则强调研究内容和对象的拓展,如从社会经济扩展到环境生态(如夏明方2005)。对范式危机的歧异理解反映了学术界对我们到底面临什么样的范式危机还缺乏共识。既然这样,我们还不如把范式危机放在一边,来具体分析江南研究的国际比较提出了什么值得我们注意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生产关系可以忽略吗?
只要稍作涉猎,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大分流辩论中人们关注更多的问题是生产力层面的东西,如人口、技术、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工资、物价、市场波动、消费水平等等,而对于阶级结构、财产关系等生产关系层面的讨论则相当忽略。这种情况和上个世纪西方学者对欧洲经济史的研究状况非常相似。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西方史学界因此发生了一场关于欧洲经济社会史的重大讨论。讨论由当时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的年轻教师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发起,他在1976年2月号的《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前工业时代欧洲的农业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文章开门见山批评了当时西方学术界在欧洲经济史研究中的“唯生产力论”。他说迄今为止,对欧洲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长时段经济变动过程的解释一直是建立在可以称之为‘客观的’经济力量之上的,特别是人口波动和贸易与市场的成长。围绕着这些经济力量构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模式。在这些经济解释模式中,阶级结构通常只是被看作是受这些经济力量型塑、并随其变化的一个变量,其作用或多或少是被否认的。长时段的经济发展被理解为变动着的制度化“平等交换”关系,即契约化个体之间在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下,平等交换不同的、相对稀缺的要素。布伦纳认为这样的经济解释模式是注定行不通的,在他看来,“特定的人口和商业变化影响收入分配和经济成长长期趋势的方式和程度是由阶级关系和阶级权力的结构决定的,而不是相反。”布伦纳说,他强调的阶级结构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直接生产者之间以及他们在直接生产中同生产工具和土地的关系;二是“财产关系”或者说“剩余榨取关系”。不同的阶级结构,特别是财产关系和剩余榨取关系,一旦建立起来,就会对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形成相当严格的制约,和特殊的长时段型塑。因此,长时段经济变动,特别是经济成长,不能仅仅从特定的“相对稀缺要素”的组合来加以分析,除非首先明确该社会的阶级关系。布伦纳强调:
“总之,要充分理解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长时段的经济发展、成长或倒退,就必须分析特定阶级结构、尤其是特定财产和剩余榨取关系得以建立起来的相对自律的过程,特别是由此产生的阶级冲突。”
接下来,布伦纳在文章中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对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英国和欧陆、特别是法国的农业阶级结构做了系统的比较,并据此对两者在近代经济发展上差异,以及为何英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做了深入的分析和解释。布伦纳指出,英国与法国及欧陆在农业阶级结构变动上的分岔始于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随着农奴制度在黑死病之后瓦解,英国农民获得了自由,但在随后的历史过程中却逐步丧失了土地,沦为雇佣劳动者。到十七世纪末,英国近百分之七十五的土地掌握在地主手里,这些土地基本上以资本主义农场的方式在经营,为市场和利润而生产。农业阶级结构从原来的领主-农奴二元结构演变成了地主­-租佃资本家-农业雇工这样的三元结构。布伦纳强调,正是这种三元的阶级结构的出现使得英国农业生产的转型和农业的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因为市场和利润动机驱策着地主和租佃资本家不断对土地投资来扩大经营规模和提高农业生产率(也只有他们有能力这样做)。而农业转型的成功和持续发展是使英国避免新一轮马尔萨斯危机并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
与英国的情况不同,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特别是当时正在建构中的民族国家对农民和地主间的利益博弈所采取的不同干预和介入方式,黑死病之后直至近代早期,法国与欧陆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得以顽强地保持他们的小块土地所有权不被地主兼并侵夺。这种状况成功地阻止了资本主义经营农业在法国乡村的成长与扩张,从而导致法国农业长期停留在自然经济的水平,并与同时期英国的农业发展拉开了不断扩大的距离。布伦纳说:“不难理解法国的这一阶级结构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它不仅导致法国长时段农业生产力的衰退,而且相应的国内市场也无法成长。结果,出乎意料的是,对农业居民来说完全的自由和产权意味着贫穷和持续的落后。在英国,正是由于缺乏这种自由产权才启动了真正的经济发展”。
布伦纳的文章引起了一场关于欧洲近代经济社会史的大辩论,这场讨论的主要文章最后结集出版,书名就叫《布伦纳辩论》。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布伦纳在三十多年前对欧洲经济史家的批评好像就是针对眼下的大分流辩论的。他对当时西方史学界的批评和他对英法两国所做的比较研究对今天的大分流辩论仍然有着非常直接的启示。无论人们是否同意他对英法两国的具体分析,没有人能否认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中的财产关系对生产力、对经济活动的制约和影响。有意思的是,布伦纳本人也直接参与到了当前这场大分流辩论中来。2002年他与艾仁民合作在美国的《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 “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岔: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一文,运用同样的思路对中国江南和英国的财产关系和经济发展做了比较,并批评了加州学派在中西比较研究中忽视阶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失误。
文章认为,在1500-1750年间,两个经济已经出现了明显且日益扩大的分岔,到了十八世纪后期,英格兰已成为一个相当富裕发达的经济体,而江南则日趋贫穷。美洲殖民地和本土的煤对英国经济的贡献虽然很大,但它们不是防止英国经济免于马尔萨斯危机,以及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导致两者分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之间截然不同的农业阶级结构和财产关系。我们刚才已经了解了英国从前近代开始逐步确立的农业阶级结构和财产关系。那么江南的情况如何呢?文章指出,江南的情况和前近代的法国颇为相似。在江南,农民对其所耕作的土地往往拥有部分但确定的产权(田面权或永佃权),拥有土地所有权(田底权)的地主不能随意赶走佃农。文章援引白凯的研究,日益离乡城居的江南地主在顽强好斗的佃农和积极介入业佃纠纷以确保田赋收入的国家面前常常处于守势和劣势,在长期的趋势上日渐衰落(白凯,1992)。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下,江南的小农得以在日益恶化的土地资源条件下通过日益密集的劳动投入来不断再生产自己,但资本主义经营农业却无法在江南发展[5]。这样,江南在这一时期与英国的经济发展不断拉开差距也就不足为奇了。江南经济走的是一条马尔萨斯式的道路,其基本轨迹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生活水平的长期下降。而英国经济则避免了这样的道路,成为欧洲唯一的在十七世纪前期至1850年的长时段内获得农业生产率与人均GDP的持续上升并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地区。
布伦纳对阶级结构和财产关系的分析和讨论提醒我们经济社会史中这一维度的重要性,而这正是大分流辩论中比较薄弱、特别是加州学派在讨论中比较忽略的一个方面[6]。忽略了生产关系,只关注物质和技术层面的生产力因素,要解释江南最终为何落后于英国去强调那些外部的、偶然的因素了就不难理解了。
 
二、国家的作用体现在哪里?
说到生产关系、阶级结构、财产制度,就不能不提到国家。正如前面布伦纳在比较英法前近代阶级结构时所揭示的,国家如何干预和介入地主和农民间的冲突和博弈会直接影响阶级结构和财产关系的形成。而白凯的研究也告诉我们,清代国家的干涉主义立场对江南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所施加的重大影响。但是在大分流辩论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忽略的。[7]
在西方近代历史上,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对各国的经济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至少从那时以来,国家不仅作为一个政治军事实体,也作为一个经济实体不断互相竞争;而西方各国不同的制度、法律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快慢迟速也常常发生重大影响。从启蒙时代开始,亚当·斯密等思想家就注意到国家与经济的密切关系,而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发展中产权的强调,再次把国家及相应政治制度推到了经济史研究的中心。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就说:“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个悖论使得对国家的研究成为经济史的中心议题”(1981:20)。诺斯本人通过对西方近代产权制度演变的研究,讨论了西方世界崛起的原因。他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所谓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指由国家明确界定并有效保护的产权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激励人们把他们的经济努力集中于那些其私利和公益回报相接近的经济活动中去 (1973: 1)。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会自然而然地去建立有效产权保护的制度,一个国家能否建立有效产权保护制度取决于该国原有的财产关系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以及在国际竞争压力下形成的财政经济政策。
循着新制度经济学的思路,近代西方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对经济发展的多重影响受到了更多的关注。除了对产权制度的保护以外,国家竞争对经济发展其它方面的影响包括,中央集权的强化有助于国内市场的扩张,战争对科技的促进,海外扩张和殖民地争夺对母国经济的贡献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近更有学者强调,推动近代欧洲经济持续增长并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是体现在民族国家这个政治实体中、并促进民族国家兴起的国民意识:民族主义。因此该学者认为,把民族主义称为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甚至可以比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更为恰当(格林菲尔德,2001)。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作为民族主义物质载体的民族国家兴起和成长,就不会有近代资本主义。
       诚然,彭慕兰在《大分流》中对上述大多数观点(格林菲尔德的观点除外)都做了讨论。他认为,这些观点提到的近代欧洲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消极作用,所以国家的作用可以说既重要又不重要,即国家的作用不是造成中西历史分流的因素。近代欧洲国家间竞争唯一有意义的是大大推动了海外扩张,这对解决欧洲的资源瓶颈问题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见《大分流》第四章)。王国斌也争论说,近代西欧频繁的战乱必然也对经济造成各种干扰和破坏,并把大量的资源浪费在非生产性的活动上。反过来,中国在统一王朝统治下,经济活动不受战争的扰乱破坏,有利于统一的全国市场的形成和成长,并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等等 (王国斌,2008)。这样的反驳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或许也应该设想一下,如果在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内部也存在当时欧洲那样的激烈的区域竞争、及由此而来的对经济的压力和动力的话,结果将会是怎样?当然,历史不允许我们做这样的假设。不过,如果考虑十九世纪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侵略压迫的刺激下所激发出来的巨大的社会能量;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以地方分权为原则和特色的改革所催生和激励的地区竞争对这一时期中国发展所做出的巨大推动[8],让我们不由得不反思,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帝国格局下,国家为维护统一和强化中央集权所采取的种种制度举措有意无意压抑了地方独立发展的自主性,窒息了地方之间类似欧洲近代民族国家间那样的竞争,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人口差距为何如此巨大?
       在江南研究的国际比较中,有一个问题是谁也避不开的,那就是人口问题。不论人们对中国和西欧的近代人口史持什么看法,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特别是江南的人口密度在明清时期大大高出同时期的西欧。如黄宗智在回应彭慕兰《大分流》一书的批评时所指出的,江南中心区域的人口在1800年左右达1200万,耕地面积只有1500万亩,折合250万英亩;而英国当时的总人口为866万,农业用地为3560万英亩(黄宗智,2002)。这一基本事实表明,相对于土地资源而言,江南和英国人口密度完全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要比较江南与英国的、或中国与西欧的人口史,首先和最重要的是说明两者的差距为何如此巨大,而不是纠缠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技术分析上,特别是不能在人口差距已然很大的情况下,来比较某个历史横断面上中国和西欧的生育率和死亡率,因为这时两者面临的人口压力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语了。要讨论人口差距,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和物质层面,而同样要考虑影响人口行为的长时段的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因素。对于人口行为来说,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家庭和婚姻制度,及其相关的财产制度。可惜的是,在大分流辩论中,对制约人口行为的中西家庭和婚姻制度的分析比较却非常有限。
       研究人口史的人都知道英国人口学家John Hajnal于196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欧洲婚姻模式的透视”。在这篇文章中,Hajnal区分了西欧的婚姻模式和西欧以外的婚姻模式,并划出了一条明确的地理界限来区分这两种婚姻模式,这条线大致从俄国的圣彼得堡向南偏西穿过欧洲大陆连接到意大利的里亚斯特 (Trieste), 将西欧和世界其它地区分别开来。这条界线后来被称为 “Hajnal line”。根据Hajnal的发现,这条线以西的西欧,至少从此前两个世纪以来,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是24到26岁,10%以上的成年人从未结婚。他把这种婚姻模式称之为欧洲模式。这条线以东及以南,Hajnal 称之为世界其它地区,妇女初婚的年龄要低得多,17至18岁,并且婚姻是普遍的。从那时以来,人口史家找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Hajnal的这个发现,并把这种区分的历史推到更久远的中世纪晚期。不仅如此,他们还进一步发现,这种不同的婚姻模式是和不同的家庭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在西欧,和普遍晚婚和大量独身相对应的是主干家庭(stem family),即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婚后还留在父母家里。而东欧及东南欧,与普遍早婚和很少独身相对应的则是扩大家庭 (grand family),即两个以上的孩子婚后仍住在父母的家里 (Hanley and Wolf, 1985: 3)。
造成西欧婚姻家庭这种独特模式的主要原因是西欧的家庭财产继承制度。在西欧,年轻一代必须获得经济上的自立,才有可能娶妻结婚,而只有当他的父母年老退休或过世,他才有可能继承家产获得经济独立,这样年轻人的成婚年龄自然大大推迟。另一方面,在西欧占统治地位的是长子继承制,次子基本不能继承家产,因而不能获得经济独立,不能娶妻成家,除非他入赘给因家中无子而继承了家产的女子,否则他只能以独身终老。不仅如此,由于天主教、基督教实行一夫一妻制,社会上也必然会有大约相同比例的女子无法结婚。这就是为什么西欧有相当大比例的独身人口。这样的婚姻家庭模式因此使西欧保持了较低的生育率和较低的人口增长率,及较高的家庭储蓄率,对于经济发展来说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基本的优势。无怪乎Hajnal本人和许多历史学家由此联想到西欧的婚姻家庭模式是否与资本主义率先在欧洲发展起来有关系。
       那么,中国的婚姻家庭制度又如何呢?1985年美国学者Susan B. Hanley和武雅士 (Arthur P. Wolf) 合作编辑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东亚历史上的家庭与人口》,在综合了书中许多学者的研究后,他们指出,中国和日本在婚姻和家庭制度上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比拟东欧和西欧的差别。日本的家庭制度明显地是西欧类型的主干家庭,而中国的家庭制度虽然复杂多样,但只要条件允许,中国家庭本质上倾向于组成大而复杂的扩大家庭。中国和日本之间在婚姻模式的差别虽然没有东欧和西欧之间的那么大,但两者在这方面的差别和在家庭制度上的差别一样是实质性的。中国妇女在清代至近代的平均初婚年龄大约为17岁,而同一时期日本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在22岁以上 (1985: 3-5)。虽然中国和日本的妇女普遍结婚,但在日本,家庭的社会地位和妇女的生育率成反比,即社会地位越高,生育率越低,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总体来说,日本妇女的生育率较低,所以整个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人口增长率保持在一个可以容忍的水平。[9] 无独有偶,在亚洲,日本是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Hanley和武雅士因此追问:西欧和日本相同的婚姻家庭模式是否可以解释它们率先的经济发展?
       我们这里想追问的是:为何东西欧之间和中日之间的家庭婚姻制度会有如此明显且影响重大的差异呢? Hanley和武雅士猜测关键在于父母对成年子女不同的控制权力。在父母能支配所有成年孩子劳动的地方,就会形成早婚和扩大家庭,而在父母只能控制有继承权那一个孩子的地方,就倾向于形成主干家庭。那么,父母对子女的控制权力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根据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的建议,父母的权威取决于统治者的权威,武雅士和Hanley因此进一步猜想,造成父母对子女不同权力的关键性制度可能是西欧的封建庄园和中国的国家 (1985: 11-12)。这一猜想是否可以成为我们探讨中西人口巨大差异的一个有价值的切入点呢?
 
       当然,江南研究的国际比较提出的问题远不止这些。以上三个问题只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一些的,这些问题反映了在江南研究的国际比较中对物质技术等经济社会的“硬件”强调过多,而对社会关系、制度、文化等社会生活的“软件”关注不够;同时也反映了在江南研究的国际比较中对国家这个维度缺乏足够的重视,因为这三个问题都牵涉到对国家作用的深入分析和理解,这是江南研究中亟待纠正的一个倾向。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西历史分岔来说,这些“软件”和那些“硬件”相比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至少也是一样重要的。忽视“软件”,只聚焦于“硬件”,最终就很容易求助于外部和偶然的因素来解释近代中西历史的分流。因为在传统的农业时代,各地区、各民族在生产力硬件上的绝对差距不会是不可逾越的,而随着人口的增长,最终都会遭遇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幽灵。单纯从自然法则的角度来看,应该没有哪个民族、社会能逃脱这个宿命,如果有,那只能是例外[10]。但我们应该记住,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完全和时时刻刻受制于自然法则。人类各民族、国家、社会多彩多姿的历史和千差万别的生存状态表明,在自然法则的“大限”来临之前,人们还是有一定的创造和选择的空间与时间的。在这个创造和选择的机会窗口,不是自然法则,而是社会法则,即不同社会人群为应对他们面临的各种挑战而创造的制度、文化(包括技术)在决定他们当下的历史走向和利用各种历史机会(哪怕是外部的、偶然的)的能力。人类各民族的历史之所以各不相同,正是由于他们在自然法则的“最终审判”到来之前所做的卑微努力有所不同而已,而国家正是把各民族、各社会人群组织(或者说强制)起来进行集体选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制度。
 
 
 

引用书目
 
白凯 (Kathryn Bernhardt,1992): Rents, Taxes, and Peasant Resistance,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1840-195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1976):“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Past and Present, Feb. 1976, pp. 30-75.
 
布伦纳、艾仁民 (2003):“英国与长江三角洲的分岔——土地关系、微观经济与发展型式”,张家炎译,《中国乡村研究》, 第2辑。
 
Elvin, Mark (伊懋可) (1973): The Pattern of China’s Imperial Pas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格林菲尔德,里亚 (2004 [2001]):《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 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John Hajnal (1965):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s in perspective,” in: D. V. Glass and D. E. C. 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Essays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London, pp. 101-143
 
Hanley (Susan B.) & Wolf (Arthur P.) (1985) et al.: 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Asia Histo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黄宗智 (1985):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 (1991): “The Paradigmatic Crises in Chinese Studies: 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otry,” Modern China, 17, 3 (July 1991).
 
------ (2002):“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李伯重 (1998):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St. Martin’s Press.
 
龙登高(2004):“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Maddison, Angus (2001):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North (诺斯), Douglas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W. W. Norton & Company.
 
North, Douglas and Robert Paul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裴小林 (2008):“论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一个改进的马尔萨斯理论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反向逻辑”,《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 福建教育出版社。
 
Perkins, Dwight H. (1969):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彭慕兰 (2003 [2000]):《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史正富 (2009): “史无前例的30年: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载史正富编:《30年与60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家范(2004):“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史林》2004年第4期。
 
王国斌 (R. Bin Wong) (2008):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s Post-1949 Political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13, 3: 291-307
 
吴承明 (1985):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白苏珊(Susan H. Whiting, 2009 [2000]): 《乡村中国的权力与财富: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郎友兴、方小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夏明方 (2005):“老问题与新方法:与时俱进的明清江南经济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张家炎 (2003):“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中国学术》2003年第3辑。
 
张五常 (2008):《中国的经济制度》,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


[1] “高水平均衡陷阱”是美国历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对中国宋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一个看法。他说:“……传统时代后期中国经济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程度, 它使得有利可图的发明变得越来越困难。农业的剩余在减少,人均收入和需要在下降,人力日益便宜而资源和资本日益昂贵,农业和运输技术的完善使得进一步改进几不可能,这种情况对农民和商人来说理性的选择是节省资源和资本,而不是节约劳力。巨大而的稳定的市场在生产体系上不构成任何瓶颈,因此也就不要求创新。当暂时短缺发生时,由廉价运输所支持的商业活力可以比机器发明更快更可靠地提供补救。这种状况可以称之为‘高水平均衡陷阱’” (Elvin, 1973: 314)
[2] 内卷化 (involution) 是黄宗智(1985)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那里借用的一个概念,用来描述明清时期中国农业总产出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增长。但黄在其后来著作的汉译中都将其改译为“过密化”。
[3] 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有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 弗兰克 (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李伯重的《1620-1850 江南的农业发展》、《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 王国斌 (Bin Wong)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中清、王丰 (James Lee & Wang Feng)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等。
[4] 如张家炎 (2003)、王家范(2004)、龙登高 (2004)、夏明方 (2005)等。
[5] 关于这一点,黄宗智在其《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二章中有非常深入的分析。他发现,虽然明清时期江南农业的市场化程度远高于华北,但经营式农业在江南远比在华北落后,并不断趋向衰落。而且即使在华北,经营式农业发展到一定规模(200亩),农场主就会放弃直接经营,转而出租土地。
[6] 比如,彭慕兰就认为没有必要去讨论江南和英格兰的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优劣,因为两者都提供明确界定的、有保障的产权。
[7] 当然,要比较江南与英国时要讨论国家的作用也存在一些方法论上的困难,江南是清帝国的一个地区,而英国则是一个国家,无论我们怎么来比较江南与英国的经济发展,两者毕竟不是相同的政治单位。不仅如此,江南甚至不是一个单一的行政区域,从明清以来它一直、而且是有意地被分归两个以上省级行政的管辖。
[8] 这一点已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注意。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有白苏珊(Susan H. Whiting, 2000)的《乡村中国的权力与财富: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张五常(2008)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和史正富(2009)的“史无前例的30年: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载史正富编:《30年与60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9] 根据麦迪逊 (Maddison) 的研究,日本人口在1600年至1700年间从1850万增长到2700万,但在1700年至1820年间,人口增长大大降低,从2700万到3100万。相比较中国的人口在同时期从1.6亿降到1.38亿然后陡增到3.81亿 (Maddison,2001: 238)。
[10] 瑞典隆德大学的裴小林(2008)最近一篇论文对马尔萨斯的理论做了非常精彩的阐释和重要的推进。他认为,“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是决定马尔萨斯所说土地报酬递减的一个根本自然法则。但他对这个自然法则的强调有点过头。在他看来,没有哪个民族社会能逃脱这个自然法则的约束,它最终左右着人类历史的大势和人类社会制度的变化。果真如此,人类历史和自然史还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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