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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传统一元决定论与多元决定论——评《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

时间:2017-08-14 12:41来源:《政治经济学报》第9卷 作者:杨虎涛 点击:
孟捷教授的著作《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过区分生产关系的两重功能,试图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提出一个新的解释,并在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和新韦伯主义的多元论之间走出第三条道路。该书的要旨是提出了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理论,一方面重新解释了生产
超越传统一元决定论与多元决定论——评《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历史唯物主义自其提出以来,一直面临着来自马克思主义外部和内部的争论,其争论的核心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生产力一元决定论。虽然在中国,标准教科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一直秉承了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的“决定与反作用”的观点,但中国学者一直未放弃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立思考。在笔者看来,孟捷教授的新著《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出版,以下简称《孟著》),代表了中国学者近年来对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思想所作的一个更为系统、也更具创新意义的阐释。该书对于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功能及其相互间关系,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制度变迁和国家在其中的作用,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孟著》一书的思想来源
 
       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命题——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和外部,都是一个长期存在争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从恩格斯到列林,以及卢卡奇、布哈林直至科恩和布伦纳等人,都对这一原理的准确内涵、适用性和解释范围进行过深入讨论。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外,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则长期被视为一种“解释性还原论”的代表(G.M.Hodgson,2004)而受到批评。与这种一元决定论相对的,则是以迈克尔·曼等人为代表的新韦伯主义的多元论,该理论认为,不存在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社会领域(如经济),在历史过程中,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权力都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些权力是相互依赖、彼此转化的(迈克尔·曼,2015)。
        一元决定论与多元论的分歧也体现在经济发展与增长主题上。关于技术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以及文化决定论、宗教决定论的种种不同观点,本质上是一元决定论和多元论之间分歧的折射。例如,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阿西莫格鲁、罗宾逊等人认为“制度决定经济绩效”(诺斯,2009,Acemoglu,D.,Johnson,S.,Robinson,J.A.,2001),英格里哈特认为“文化决定经济绩效”,(Inglehart R. 1997),而演化发展经济学家赖纳特、张夏准等人则坚持“产业活动的质量决定经济绩效,进而决定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赖纳特,2010,张夏准,2009)。虽然我们可以以“何种因素发挥决定性作用,取决于特定约束条件”的方式对上述分歧进行调和,但事实上,这种调和就是对新韦伯主义多元论的一种默认。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调和论,既无助于解决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即:长期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也无法为长期历史发展中各因素的因果关系找到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孟著》指出,“马克思主义阵营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评论都以传统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为对象的,这种批评完全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解释。”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内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解释,构成了《孟著》主要的批判性思考和创造性转换的主要思想来源。大致上,我们可以将《孟著》一书的思想来源分为三类:
       第一,在方法论层面,对卢卡奇的目的论思想、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性思想、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论断的借鉴和发展,使《孟著》的主要创新:生产关系的二重功能、有机生产方式及其系列概念获得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具体而言,通过对卢卡奇“两种目的论”的再诠释,《孟著》赋予了生产关系双重功能,即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帮助统治者获得剩余。这种功能的双重性特征,事实上构成了《孟著》一书逻辑体系的枢纽,其后续的两种生产关系、两种剩余的榨取方式等理论,均建立在这一基础上。而在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性思想和《矛盾论》的基础上,《孟著》一书区分了“归根结底起作用的矛盾”和“占主导地位的矛盾”,通过主次矛盾转换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孟著》一书提出了系统因果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机生产方式这一包含新的历史过程因果性的概念,根据这种概念,生产力作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不必一定在“事先”的意义上,也可以在“事后”的意义上体现出来。易言之,导致最初发生变化的因素,不一定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第二,在具体观点上,张闻天关于生产关系和劳动关系的划分、吴易风和马家驹等学者将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的观点,以及巴里巴尔和阿尔都塞对生产方式概念的结构分析、布伦纳从类型学上对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的区分、戈德利亚的国家理论及其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制度上的严格界分的批判,构成了《孟著》一书批判性建构和创造性综合的基础。具体而言,在借鉴和吸收张闻天、吴易风、马家驹以及巴里巴尔、阿尔都塞和布伦纳对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观点的基础上,《孟著》对生产方式的组成及其功能进行了新的界定,将生产方式界定为“以占有剩余为目的”,不仅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神髓,也为其分析生产方式变迁的动力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将劳动关系视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交集”,则为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架起了一个有效的桥梁。而戈德利亚的国家理论,及其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制度功能共性”的诠释,则不仅为《孟著》一书进一步“再解释”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也为其建立制度变迁理论奠定了基础。
        除上述之外,《孟著》一书中还涉及到了调节学派、社会结构积累学派和新熊彼特学派的相关观点。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流派,前两者对于制度形式的调节作用的研究本质上也在生产关系—生产力框架之内的,而新熊彼特学派关于技术—经济范式的研究同样也可视为一种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孟著》一书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再解释”时,虽然并没有明确强调演化经济学家和演化哲学对其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影响,然而纵观其分析过程,无论是对新古典的个体主义和静态均衡分析的批判,还是对历史动态分析和整体论思维的强调,以及大量的历史比较分析,都体现出鲜明的演化思想。事实上,《孟著》一书的核心词“有机”和一再强调的“不可逆”观,就是标准的演化经济学术语,这或许是作者本人被冠以“演化的马克思主义”(薛宇峰,2009)的表现之一吧。
 
 
二、核心概念的重新界定:从内涵到方法论基础
 
       《孟著》指出,其目的在于一方面要“摆脱传统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束缚”,另一方面要“保留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合理内容的同时,也为兼容历史唯物主义批评者的意见预留了空间。”要实现这一目的,保留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是必需的,但如果不对其内涵进行重新诠释,有创新意义的“再解释”就几无可能。
        赋予原有概念新的含义,《孟著》一书是从生产方式入手的。作者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通过将这二者统摄在内的生产方式这一整体而互相联系的,作者将生产方式界定为以占有剩余为目的的生产活动,生产力的一切变化都必须有利于扩大这一剩余,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的改变也要服务于对剩余的更大规模的占有,在此意义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是以实现生产方式的这一目的为中介的。正如鲍尔斯指出的那样:“髙度关注剩余产品对于政治经济学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这种髙度关注是政治经济学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剩余产品这个透镜考察社会,政治经济学家能够看到经济制度所具有的历史特殊性,并根据生产和控制剩余产品的方式将一个经济制度与另一个经济制度区别开来”。在这种有目的的整体概念内,生产关系就具有了双重功能,即,不仅在于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在于增加统治阶级获取的剩余。
        在确定这一点之后,《孟著》进一步将对劳动关系进行了界定。认识到劳动关系的重要性及其与所有关系的区别,并非《孟著》一书的独创,而且,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把劳动关系和生产的社会关系或所有关系相区分,这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是一个重要步骤”。但是,将劳动关系视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交集,则是《孟著》一书的独到处理与创新。作者的依据在于,由于生产力是依循特定的劳动关系对这些要素进行开发、组合和利用的能力,在此意义上,劳动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生产力的一种内嵌的、结构性的组成部分。同样地,由于劳动关系的形成也受着剩余占有关系、即所有关系的制约。因此,在劳动关系中也有表现所有关系、属于所有关系的部分。这样,劳动关系因此而形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交集”,同时也成为了对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影响的一道桥梁。
        无论是生产关系的双重功能,还是将劳动关系视为一种兼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双重特征,都需要建立在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上。在此,《孟著》一书从卢卡奇的“目的论”中得到了支持。按照卢卡奇的划分,经济领域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目的论活动,第一种类型是劳动,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是广义上的抽象的“人”和“物”的关系,目的的设定产生于社会的人的需要;第二重的目的论的活动,则是为了促成第一种目的论设定:“目的设定的对象不再是某种纯自然物,而是一群人的意识;这种目的设定的意图已不再是直接改变一个自然对象,而是促成人们做出一种当然是以自然对象为准的目的论设定” 这是广义上的“人”和“人”的关系。在经济生活中,一切包含协作和分工的社会化生产都要以这种类型的目的论设定为条件。易言之,第一种目的论活动的动力,来自“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满足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这是从广义的、集体的、作为“类”意义上的人的目的划分,第二种目的论的动力,则归结为对剩余的占有。
        作为第一类目的论的直接劳动,即生产力;作为第二种目的论的协同控制活动,即生产关系;兼具两者功能或两者的交集,即劳动关系。这样,目的论的活动,首先从人类社会共同体意义上上具有以满足共同体需要的生产力功能;生产关系的功能,则是为了实现满足共同体需要的功能所需要的内部协调-控制,即针对共同体内部结构内所需要的功能。在这种划分中,劳动关系即是生产力(表现为有组织的集体生产),又是生产关系(表现为生产的组织形式)。生产关系既具有适应生产力的功能,这是就共同体整体而言,同时又必须服务于剩余生产和占有这一目的,实现生产组织和再生产所需的激励。生产关系(包括劳动关系和所有关系)实际上是促成两类目的论活动的制度条件,其中劳动关系横跨了两类目的论活动,即在直接劳动和协调-控制活动当中都发挥作用,而所有关系则大体对应于第二类目的论活动,并作为一种权力关系促成和调节这种活动。如此,《孟著》关于生产关系双重功能和劳动关系“交集”的判断,就和卢卡奇的“两类目的论”的活动建立了对应关系。 
               
 
三、从两种类型的因果关系到有机生产方式变迁
 
        在界定了上述概念之后,《孟著》一书接下来要回答的问题,则是要围绕上述概念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方式进行论述。在生产方式是以“剩余为目的”的前提下,《孟著》区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两种类型的因果关系:第一种类型的因果关系遵从由生产力发展到生产关系改变的顺序,即最为直接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第二种类型的因果关系则遵从了从生产关系的变化到生产力变化的顺序,在这里,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以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关系的质变居先,生产力的根本改变居后。
        对第二种类型的因果关系的存在及其解释,无疑是旨在完成历史唯物论“再解释”的《孟著》一书的重中之重。作者首先从经济史和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强调了第二种类型因果关系的客观存在,即:在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这一生产关系的一个质变先于生产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孟著》进一步考察了科恩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解释。依据生产关系的双重功能原理,作者将科恩的“生产力趋向发展贯穿整个历史”这一发展原理,改写为带有限定条件的“新发展原理”,即:“在整个历史中,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有不断发展的趋势。”同样依据生产关系双重功能原理,科恩的生产力首要性原理的关键命题之一,即“某一类生产关系的流行,是因为促进了生产力”,就被改写为两个新的命题:(1)某一类生产关系的流行,是因为扩大了对剩余的占有,但并不一定促进生产力;(2)某一类生产关系的流行,既促进了生产力,也扩大了对剩余的占有。这两种不同功能的生产关系,分别对应于绝对剩余生产(命题1)和相对剩余生产(命题2)。从理想的类型论上划分,生产关系就可分为两类:生产型生产关系和榨取型生产关系。生产型关系在功能上将剩余的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而榨取型关系则通过纯粹的剥削来实现剩余的增长。
        如果两种因果关系的类型都客观存在,那么,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是否存在“决定”论关系?两种因果关系的类型之间,是否存在主导性和非主导性?如果承认第一种类型的因果关系是主导性的,那么“再解释”就仍然回到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如果承认第二种类型的因果关系,那么“再解释”无非只是生产关系决定论的翻版。既要避免“调和”论,同时避免“决定和反作用”的传统解释,《孟著》一书就必须寻找到新的方法论基础,更具体地说,需要对历史因果性概念做出不同的解释。从阿尔都塞结构的因果性和《矛盾论》中,作者得到了灵感,在区分了“归根结底起作用的矛盾”和“占主导地位的矛盾”,明确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分及其相互转化的基础上,《孟著》一书提出了系统因果性的概念导致某一系统最初发生改变的原因,并不必然等于这一系统在整体上发生变化的原因;只有后一类原因,才会带来系统的不可逆转化,即造成系统因果性。按照系统因果性概念,《孟著》一书对生产方式的变迁给出如下命题:不管最初造成生产方式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也不管在生产方式的变革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是什么,只有当这些原因最终导致生产力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生产方式才最终在整体上实现了不可逆的变迁,即“有机生产方式变迁”
        按照系统因果性逻辑,两种类型因果关系类型就无需对立,因为在这里,因果性的考察是以“系统”也即生产方式的不可逆变迁为主体的。导致生产方式(系统)最初发生改变的原因,可以是生产力,也可以是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关系和劳动关系,但都不必然等于生产方式这一系统在整体上发生“不可逆”变化的原因。生产方式的变迁可能存在多种情形:既增加了剩余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变迁,增加剩余但并不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变迁,促进生产力发展但不增加剩余的变迁等。但要以“占有剩余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发生“不可逆”的变化,就只有将剩余占有建立在生产力增长的基础上。如果生产方式的变迁不仅是通过生产关系的嬗变而实现的,而且最终显著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那么这一变迁就获得了不可逆性。易言之,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仍然以生产力的根本进步为前提,但在这里,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可以表现在“事前”,也可以表现在“事后”。如果生产关系的调节可以导致“事后”的生产力增长,那么将发生有机变迁,如果生产关系的调节并不导致“事后”的生产力增长,所发生的生产方式变迁就是可逆的,它无法获得“进化稳定性”。至此,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合理内核得到了另一种解释:生产力的归根结底的作用不同于在历史过程中的直接决定作用,推动生产方式改变的直接原因可能和生产力的发展无关,但一种生产方式要在整体上实现不可逆的改变,却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最终条件。 
        有机生产方式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再解释”的结束,它仍需回答下列问题:第一,有机生产方式的变迁的动力是什么?第二,导致非有机生产方式出现及其维系的原因是什么?就此,《孟著》的解答是,阶级斗争(内部)和国家间竞争(外部)是推动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两类最主要的直接历史动因,这两者又往往相互结合在一起。沿袭“有机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孟著》将阶级斗争区分为两种理想类型:直接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阶级斗争,以及对生产力单纯起破坏作用的阶级斗争,前者即“有机阶级斗争”,其特点是,成功地利用了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通过相应的制度变革,使对剩余的增长更多地建立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从而提高了相对剩余生产在整个生产方式中所占的比重。同样,面对阶级斗争或国家间竞争的压力,一国能创造性地利用和改变既有的制度型式,或者开启一个制度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使相关制度担负起切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的生产关系职能,从而实现有机生产方式变迁,那么这种国家就是“有机国家”。
一旦上升到国家层面,接踵而来的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孟捷进一步发展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人类学家戈德利耶的重要观点,即主张基础和上层建筑(从而经济和政治、市场和国家)的区别,不是两种不同制度的区别,而是功能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政治、宗教、血缘都可以在功能上担负生产关系的功能。孟捷较戈德利耶更前进了一步,认为这种解释不仅适用于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而且适用于解释亚当·斯密以来的现代市场经济。破除对上述三对范畴,即经济和政治、基础和上层建筑、市场和国家在制度上的截然两分,不仅为解释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乃至为解释近几百年来市场经济的普遍历史,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这一崭新的解释,一方面在方法论上彻底拒绝了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另一方面也给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内容。
        当然,《孟著》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作者认为,调节学派和社会积累结构学派的学说的严重弱点,即在强调阶级斗争和制度变迁的同时,相对忽略了生产力的因素。这一判断是不恰当的。事实上,调节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工业生产范式,就代表了一种支配技术性、社会性劳动分工的模式,其实质就是对生产力的描述。在调节学派看来,福特制的衰落是制度形式和工业生产范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生产力方面而言,就是福特主义时期以石化能源、汽车、钢铁为代表的工业生产,已经接近规模经济的极限。再如,《孟著》批评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制度变迁理论中的成本-收益界定缺乏明确性,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概念需要体现阶级利益的分野,这一判断是对的。但《孟著》把制度收益界定为“在特定制度下,通过绝对剩余生产和相对剩余生产所带来的并为统治阶级所垄断的全部剩余”,固然远离了他所批评的“中性”而体现出了阶级性,但这仅只考虑了“统治阶级”这一同样缺乏“明确性”主体的收益,而没有揭示出其他制度变迁主体的成本和收益。
尽管如此,作为对历史唯物论这一重大基础命题的探索,《孟著》一书仍堪称一部极具创新性的学术著作。该书通过指明生产关系的二重性,强调生产关系可以独立于生产力而变化的观点,以及将生产力作用区分为“事前”和“事后”的观点,是其“再解释”的重要创新所在。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该书体现出了鲜明的中国视角和中国风格,例如,从历史唯物论视角对中国古代史的再解读,对中国学者如张闻天的重要思想的发掘和阐释等等。最为重要的是,该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以解释当代中国制度变迁为着眼点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这一新的解释——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和有机生产方式变迁论的提出——旨在为当代中国的制度变迁以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提供一个方法论的指引。书中提出的对经济和政治、基础和上层建筑乃至市场和国家的相互关系的重构,无疑刷新了我们对当代市场经济的认识。我们期待着此书能引发国内学术界的一场热烈的讨论。
 
 
参考文献:
诺斯,2009:《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
赖纳特,2010:《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夏准,2009:《富国陷阱: 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
孟捷,2016:《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迈克尔•曼,2015:《社会权力的来源》,刘北成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薛宇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流派》,载《经济纵横》,2009年第1期,31-40页。
Acemoglu,D.,Johnson,S.,Robinson,J.A.(2001),“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1,pp.1369-1401.
Inglehart R.(1997),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M.Hodgson.(2004)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gency, Structure and Darwinism in American Institutionalism [M]//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outledg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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