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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捷:积累、制度与创新的内生性 ——以美国社会积累结构学派为

时间:2017-01-04 22:35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1期 作者:孟捷 点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般并不否认,技术创新及其引致的投资,是帮助资本积累克服其内在矛盾,推动经济增长和结构性变迁的重要力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常忽略的,是技术创新的内生性问题,即创新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为资本积累所诱致。本文以美国社会积累结构学派为例,批判地回顾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并与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做了比较。在结论中本文提出,要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熊彼特派经济学之间实现某种创造性的综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般并不否认,技术创新及其引致的投资,是帮助资本积累克服其内在矛盾,推动经济增长和结构性变迁的重要力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常忽略的是技术创新的内生性问题,即创新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为资本积累所诱致。本文以美国社会积累结构学派为例,批判地回顾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并与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做了比较。笔者以为,要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熊彼特派经济学之间实现某种创造性的综合。
美国社会积累结构学派(即SSA学派)形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与法国调节学派类似,这一学派的特点是将制度分析与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相结合,力图发展一种属于“中间层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然而,社会积累结构学派虽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方面有很大贡献,在他们的理论中也存在根本的缺失,即相对忽略了对技术创新与资本积累的相互关系的探讨。而且,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间,这种缺失并不限于社会积累结构学派,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在创新的内生性问题上,存在以下两种极端的看法,一些新熊彼特派长波理论家,如德国学者门施和荷兰学者凡·杜因,倾向于把技术创新看作纯粹内生的,或言之,创新浪潮的涨落完全是由资本积累周期所引致的。  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巴兰和斯威齐,则把技术革命仅仅作为影响资本积累的外生因素,完全否认两者之间具有任何内生性关系。笔者反对这两种极端的观点,更趋向于认为技术创新具有某种“半内生性”,即一方面,创新受到积累及其周期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知识存量的增长有其自主性,并受到非经济的制度因素的制约,创新也相应地具有某种外生性。鉴于这一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性,下文将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此再做一番更为细致的分析。




戈登是社会积累结构学派的奠基人,在该学派中间,大概也只有他对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关系有过系统的讨论,但这些讨论大体只限于他在1980年发表的、标志着该学派诞生的经典论文,在戈登以后的著作中,分析的重心转向了制度之于积累的作用,先前强调过的技术因素基本消失殆尽。在1980年的这篇论文里,戈登主张创新具有完全的内生性,反对那种把技术创新看作资本积累的外生因素的观点,并将熊彼特、巴兰和斯威齐、曼德尔一概视为外生性观点的代表,他写道:
“熊彼特、巴兰和斯威齐、以及曼德尔都强调了使资本积累得以恢复的那些刺激源泉的外生性: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强调了外生的技术创新的极端重要性。我认为,这样强调的根源在于,他们都没有看到,当经济危机深化时,各种经济斗争日益加强的结构性导向的极端重要性。由于我们关于积累阶段的分析框架强调了资本家、工人和其他集团为造就解决危机的条件而斗争的内生过程,我也倾向于强调各种特定‘创新’的内生决定因素,这些创新使积累率得以恢复。正如我不相信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我对经济危机动态的分析也促使我怀疑技术创新的外生源泉。我认为,其他几位之所以强调外生的技术创新,部分地是因为技术决定论的缘故, 后者最近受到了布雷弗曼和其他人的挑战。这样做的政治危险自然在于,在等待戈多带着他那划时代的思想来临之前,我们可能早已白白地浪费掉那些宝贵的政治机遇。”
戈登对熊彼特和曼德尔的上述指摘是值得商榷的。熊彼特的遗憾在于,他终其一生未能在理论上将创新成功地内生化,但他的确认识到创新是内生的,这也是新熊彼特派如门施和凡·杜因何以继承他的衣钵并试图发展一种内生创新理论的原因所在。此外,戈登对曼德尔的看法也存在偏差。根据曼德尔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涨落中,由结构性危机和萧条向一次新的扩张性长波的转折,是由非经济外生因素引起的,这些外生因素涉及战争、革命乃至金矿的发现等具有一定历史偶然性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抵消了内生经济规律的负面影响,造成利润率的提高和世界市场的扩大,当这两个条件同时得到满足时,资本积累便开始加速扩张。但是,非经济的外生因素虽然能带来这一转折的发生,却不能保证经济扩张会长期持续下去,在曼德尔看来,使得已经开始的经济扩张得以长期延续下去的原因,在于企业对技术创新的大规模投资,而企业之所以愿意进行这种大规模投资,源于资本积累扩张所造成的有利条件。  因此,在曼德尔那里,技术创新并不是作为外生因素促成了由危机和萧条向扩张性长波的转折,而是在经济周期已经发生转折后由积累的扩张所诱致的,在此意义上,创新在其理论中便具有某种内生性。
笔者认为,事实上只有巴兰和斯威齐才真正符合戈登的批评,在他们俩人合著的《垄断资本》一书中,技术革命被明确地划归影响积累的外生因素。  他们承认,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竞争和由此带来的技术创新,的确会开辟新的投资出路,提高经济增长率(这是马克思在其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中描绘的图景),但是,他们却否定这一规律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适用性。巴兰和斯威齐刻意区分了两类技术创新,一类是所谓“划时代的创新”,即新熊彼特派意义上的技术革命;另一类则被称作“正常的”技术创新,它被定义为“在整个资本主义时期源源不断地涌现的那种新方法和新产品”。与新熊彼特派经济学不同的是,在巴兰和斯威齐看来,技术革命即那些“划时代的创新”是完全外生的,在历史上也很少出现,因而在一个解释垄断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中可以撇开不论。至于后一类创新,他们提出,垄断资本主义倾向于降低这类创新的速度。总之,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发明的速度虽没有减慢,但是,“一般说来,采用革新技术(即创新——引者按)的速度比在竞争的标准下慢一些。”
尽管垄断资本主义的确会造成对创新的某种抑制,但认为此时创新在速度上要普遍慢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却没有得到经验研究的支持。更为关键的是,巴兰和斯威齐将技术革命完全归于外生原因,在理论和经验上是难以成立的。高峰教授就此曾指出,把技术革命看作纯然外生的,等于将马克思的观点还原为技术决定论,并“构成了他们(巴兰和斯威齐——引者)理论的一个根本弱点。”  巴兰和斯威齐将技术革命和所谓“正常”创新截然对立起来,认为双方互无联系,这也是错误的。和这种主张相反,以弗里曼为代表的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家,曾对创新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将其划分为技术革命、技术体系的变革、重大创新和渐进创新这四种类型,并透彻地考察了这几类创新之间相互推动、相互转化的关系。 
    在其1980年的论文里,戈登试图结合制度分析,提出一个内生的技术创新理论。他认为,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不仅为扩张性长波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植根于建立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的需要。被戈登列为基础设施投资的内容,大都属于历次技术革命的产物,具有成批出现的特点。例如,19世纪中叶对铁路的大规模投资;19-20世纪之交因殖民地扩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力工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投资;二战以后对高速公路、航空运输、石化工业综合体、新型通信设备的投资等。这些投资集中出现于一个新的积累阶段或长波的开端,通过乘数和加速器效应产生了基础设施投资周期。  重要的是,在戈登看来,围绕基础设施的投资归根结底是由阶级斗争主导的内生性制度变革的产物。在提出这一假设时,戈登明显地受到布雷弗曼的影响。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布雷弗曼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宰了技术创新的轨迹和方向;资本主义企业的一切技术创新,都只是加强劳动对资本的实质隶属的工具。戈登在方法论上接受了这种观点,并将其运用于积累和长波理论。然而,戈登的这种看法,即将基础设施投资视为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形成所带来的产物,意味着对下述反向过程的忽略,即制度变革的发生也可能出于对技术革命的适应或调整。后面这种观点是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家佩蕾丝所强调的(详见后文)。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戈登虽然在1980年的论文里认同创新具有某种内生性,并为此批评了巴兰和斯威齐,但他自己却很快放弃了这种见解。时隔两年,在给SSA学派带来了“确定形式”的著作即《分割的劳动、分化的工人》里 ,戈登——作为该书三位作者之一——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该书的一个脚注里我们发现,作者此时转而把技术创新看作受内生经济条件影响的“外生力量”,我们读到:“尽管不可否认那些基本上是外生的事件在产生长期波动中的重要后果,我们还是注意到在这些外生力量中诸如人口趋势和技术创新会受到内生经济条件的重大影响”。  对于前后观点的这种微妙变化,戈登自己并没有做出必要的交代。他的思想的这一前后变化,似乎也从未得到研究者的关注。
戈登等人在《分割的劳动、分化的工人》一书中将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原因主要归于社会积累结构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妨碍了积累。在这一著作中,先前有关基础设施投资的观点被压缩到一个脚注里,其内容如下:“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集中在资本主义一个崭新阶段的开端,并且是作为新的生产结构和新的交通及通信体系的结果而出现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这种成批出现会在一个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开端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刺激。”  在这里,虽然出现了与新熊彼特派类似的观点,但总的说来,这种零星出现的观点在书中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而是被边缘化了。
从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戈登前后观点的这种微妙变化,很可能受到了其合作者的影响。美国学者赖克(M. Reich)是《分割的劳动、分化的工人》的另一位作者。在一篇发表于1997年的文章里,赖克回顾了SSA学派的源起,其中特地谈到了戈登1980年论文里所包含的熊彼特因素。赖克指出,戈登当时过于看重技术创新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在长波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而赖克自己反对这种观点,主张代之以制度因素来解释长波。  戈登是否主动地接纳了合作者的观点,抑或只是被动地妥协,笔者尚不得而知。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戈登的观点无疑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深刻地影响了SSA理论此后发展的路径。该理论的后继者几乎全都接受了赖克的观点,专注于对制度和积累的相互关系的分析,而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则长期保持缄默。在该学派最近十多年来的著作中,尤其是在1994年和2011年出版的两册颇具代表性的文集当中,我们找不到对技术创新的任何解释,在这两本书的索引中,有关技术变革的条目也寥寥无几。  技术创新的内生性问题,就这样令人遗憾地从SSA理论中淡出了。
和SSA学派相比,调节学派显得更为重视技术的作用。以布瓦耶为例,他与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家过从甚密,并曾受邀为多西、弗里曼、纳尔逊等人联袂主编的重要著作《技术变革与经济理论》撰写过两篇论文。在他看来,调节理论的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解释一种给定的技术体系与积累模式之间的一致性和相容性。他赞赏多西和佩蕾丝在相关问题上的研究,主张调节理论应与新熊彼特派相结合。 




戈登观点的前后变化和社会积累结构学派看待技术创新的态度,折射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理解技术创新的内生性问题上所面临的困难。在笔者看来,自曼德尔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就没有取得根本的进展。相形之下,新熊彼特派技术创新和长波理论在以佩蕾丝等人为代表的研究中,却有了长足的进步。在第一代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家如门施和凡·杜因那里,“基本创新”(即重大产品创新)的蜂拥出现解释了扩张性经济长波的形成,而“基本创新”的衰落,则解释了扩张性长波向萧条长波的转折;门施的一个贡献是,他还提出了萧条引致基本创新的假说,即在经济处于萧条时,反而会刺激基本创新的成批产生,进而拉动经济进入新一轮扩张性长波。在这一解释中,技术创新是完全由资本积累的周期变化来调节的,创新因而具有完全的内生性质。与第一代新熊彼特派学者不同,佩蕾丝通过引入制度因素,避免了前者对内生性问题的这种过于简单而机械的解释。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佩蕾丝一直试图提出一个分析框架,以解释技术、经济和制度这三个系统的协同演化。她所关注的问题是,一场技术革命如何起到发展的动力作用,即如何才能最终带动整个制度和经济的变化,掀起一次“发展的巨潮”。
佩蕾丝在其理论中进一步发展了演化经济学家多西首倡的“技术-经济范式”这一概念。按照她的定义,“技术-经济范式是一个最佳惯行做法的模式(a best-practice model),它由一套普遍的、通用的技术原则和组织原则所构成,代表着一场特定的技术革命得以运用的最有效方式,以及利用这场革命重振整个经济并使之现代化的最有效方式。一旦得到普遍采纳,这些原则就成了组织一切活动和构建一切制度的常识基础。” 
一般而言,技术革命总是发端于个别部门,此时新技术还无力证明自己有能力对整个社会经济予以全盘改造。和技术革命相伴而生的技术-经济范式则不同,从一开始它就具有普遍的示范意义。这样一来,一次潜在的技术革命能否成为席卷所有主要经济部门的真正意义的革命,就取决于技术-经济范式被普遍接纳的程度。在技术革命和技术-经济范式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佩蕾丝进一步定义了所谓“发展的巨潮”,它是“一次技术革命及其范式在整个经济中得以传播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诸方面带来了结构性变化,而且也在社会中产生了深刻的质的变化。” 
根据佩蕾丝的模型,在新范式的传播得以造就一次发展的巨潮之前,整个社会还需要经历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她将其称作“制度的创造性毁灭”。佩蕾丝写道:“社会制度框架适应着每一种范式,进而影响着技术潜能得以展现的方向,以及这一潜能的成果被分配的方式。但是,这种深度适应对于下一次技术革命的引进和扩散会逐渐地成为一个障碍。一个已经建立了无数常规、习惯、准则和规章的社会,为了适应前一次革命的条件,会发现难以消化新的革命。因此,一场制度的创造性毁灭过程就发生了,在拆毁旧框架的同时,逐渐建起新的。”
关于何为制度,以及它与技术和经济这两个领域的关系,佩蕾丝还有过如下论述:“制度领域是每一阶段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的一般思维地图所盘踞的地方。它也是标准、法律、规则、监督机构和负责社会治理的整个结构所组成的网络。作为社会的体现,制度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另外两个领域。”  不难发现的一点是,在佩蕾丝那里,技术-经济范式本身也是一个制度概念,它被界定为经济决策者的思维地图、常识或思维定式。  在本书第一章,笔者曾结合对生产方式的目的论结构的分析,试图在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体系中确定技术-经济范式这一范畴的意义。在笔者看来,技术-经济范式对应于生产方式下属的两类目的论活动(即直接劳动和协调-控制活动)中的“思想成分”(借用戈德利耶的术语),是在缔结劳动关系和所有关系时所遵循的各种常识、原理、规章和准则。
根据佩蕾丝的上述观点,技术-经济范式的嬗替——作为制度的创造性毁灭——决定了技术革命的产生和普及的程度。这意味着,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是以制度和制度变革为中介的;创新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内生性,即在多大程度上由积累及其周期所引致,要受到制度因素的调节和约束。这样一来,佩蕾丝就将创新的内生性解读为由制度调节的“半内生性”。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第一代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家如门施等人对这种内生性的过于简单而机械的解释,同时也拉近了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距离,并使两者之间的建设性对话变为可能。下面我们想再度引入曼德尔的理论,将他佩蕾丝加以对比。




在曼德尔的理论中,技术革命或大规模投资于创新要受到积累过程内在矛盾的制约,这一点体现在,资本积累在长期内会同时造成利润率下降和有效需求不足,从而抑制对创新的投资。由于利润率下降和有效需要不足是由资本积累内在规律造成的,单凭这些内在规律或内生经济原因自然也无法摆脱这一对矛盾。为此,曼德尔诉诸于“外生震荡”,即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以解释在积累的长周期中何以会同时出现利润率上升和市场的重大扩张。曼德尔强调资本积累的运动规律或内生经济原因具有抑制创新的效应,这在方法论上有其合理之处,也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相对于新熊彼特派分析的优点,但问题是,在这种抑制效应之外,资本积累和竞争对于创新也有诱致效应。正如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在资本积累长周期的萧条阶段,会形成一种新的竞争动机,促使企业投资于重大产品创新。在先前的著作中,笔者曾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并对曼德尔提出了一个批评。曼德尔认为,在平均利润率低迷、有效需求不振的条件下,企业注定不能投资于创新。这一观点忽略了,个别资本的行为并不完全取决于平均利润率,而且是由个别资本的利润预期所决定的;在涉及重大产品创新的场合,需求也是崭新的,因而并不存在通常理解的有效需求的约束。因此,只要知识存量的增长为重大产品创新提供了可能,对这类创新的投资就始终是企业在竞争中的一个选项。  然而,第一代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家由此出发,以为这种对个别资本的诱致效应足以克服萧条,推动经济进入扩张性长波,也未免过于简单化。对于形成一场技术革命而言,单纯依靠个别资本投资是远远不够的,技术革命的推进和技术-经济范式的确立,有赖于对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的大规模投资,个别资本对此既无能力、也缺乏足够的意愿,为此需要通过制度的创造性毁灭,借助于国家和金融资本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
第一代新熊彼特派经济学关于资本积累长波和创新的内生性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自我协调能力的美化,在此意义上,他们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距离并不太远。和这类观点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以机械的观点解释由创新带来的创造性毁灭所发挥的作用。正如曼德尔所说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不能自动地通过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来克服危机和萧条,相反,从历史上看,要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界限内为经济长期扩张造就相应的条件,不仅意味着激烈的阶级斗争,甚至可能以战争和大规模杀戮为代价。他写道:“不要忘记世界资本主义为克服20世纪20、30年代的停滞危机而采取的各种‘适应’,这些‘适应’包括法西斯、奥斯维新、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巨大的毁灭,……。这是人类为着以资本主义的方法克服大萧条以及开始一个长期扩张的新阶段所付出的社会和人的代价。‘破坏性适应’是为‘创造性毁灭’所必须的,在此条件下,(创造性毁灭)这个公式才是有效的。” 
曼德尔在此强调的观点,即阶级斗争对于积累的作用,在调节学派和SSA学派那里发展为一种制度分析,根据这一分析,由阶级斗争推动而形成的调节方式或社会积累结构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决定了经济增长的绩效。这一分析同时构成了对佩雷丝理论的补充。以佩蕾丝为代表的第二代新熊彼特派学者,通过引入与技术-经济范式相关联的制度变迁过程,对创新的内生性提供了新的更为灵活的解释。佩蕾丝和上述两种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区别是,双方所谈论的制度和制度变革,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前者涉及的多是与生产力和资本之间的竞争相关联的制度,后者重视的则是与雇佣关系和阶级斗争相关联的制度。  然而,这种差异的存在并不妨碍我们建立一个更为综合的分析框架,将调节学派或SSA学派所注重的那一类制度变革与佩蕾丝强调的制度的创造性毁灭结合在一起。在这个新的框架中,资本积累对创新的诱致效应和抑制效应最终由谁占据上风,将取决于上述两类制度变革的共同作用。图1概括了这一分析框架的特点,其中包含了与创新的内生性相关的几种解释。从图中可以看到,上述两种制度因素共同决定了积累和创新的关系。重要的是,在这一框架内,我们还可以运用本书前三章提出的制度(或生产关系)包含双重功能的观点,以深化对制度的创造性毁灭的理解。根据这种观点,当制度的创造性毁灭顺利实现的时候,流行的制度型式将满足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需要;当这一创造性毁灭失败的时候,流行的制度型式将更多地满足统治阶级榨取剩余的需要,从而使生产力发展的潜能无法得到充分释放。这样一来,创新的内生性问题,就与本书前三章讨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联系了起来——在本质上,创新是否具有内生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内生性,是与两类制度(或生产关系)的消长相联系的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问题。


图1 关于创新内生性的几种观点及其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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