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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两种数字货币的本质及发展趋势

时间:2017-07-28 22:31来源:《经济纵横》2017年第07期 作者:王 娜 点击:
(原载于《经济纵横》2017年第07期)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两种数字货币的本质及发展趋势
王  娜
(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3)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引起热议。关于数字货币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数字货币到底是不是货币;二是数字货币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这里涉及两种数字货币,即自发的数字货币和法定的数字货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前者本身没有价值,只能通过现实货币这一桥梁来表现和衡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间接充当一般等价物;后者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由中央银行发行和调控,只是货币的数字化发展。尽管数字货币的推广和使用已成必然趋势,但两种数字货币的发展均受合法性、社会认可度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同国家对两种数字货币的态度和技术水平及其普及度,则给两种数字货币的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关键词:自发的数字货币;法定的数字货币;本质;趋势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7)07-0015-07
DOI:10.16528/j.cnki.22-1054/f.201707015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生活的方方面面正不断被改变甚至重塑。如今,电子信息技术正进入人们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货币领域,货币的电子化、虚拟化、数字化现象层出不穷。特别是2009年一种数字货币——比特币诞生,随后在网络社区快速发展,2017年5月最高价格甚至超过15 000元人民币。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事实上数字货币共分两种,即自发的数字货币和法定的数字货币。对于两种数字货币的本质及未来发展趋势,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视角进行深入剖析。
一、由比特币引发的关于数字货币的主要争论
由比特币兴起引发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争论之一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到底是不是货币。一种观点认为,比特币不具有现代货币的职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如,雅尔玛(Yermack)认为,比特币在履行货币的交易媒介、记账单元和价值存储三个职能时面临很大挑战,也缺少现代货币的其他特点。[1]盛松成和张璇基于现代货币体系的三个特点,认为比特币本质上不是货币。[2]而另一种观点则与此相反,认为比特币具有现代货币的部分职能。如,关靖远和尹文渊认为,比特币具有交易媒介、计量单位、价值储藏三项基本职能,具有货币属性。[3]马艳和肖雨认为,由于比特币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特征,以及衍生出的影子特性、稀缺性与投机条件,使之具有极强的虚拟性,超越了现有的游戏币和Q币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虚拟货币。但从比特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等职能角度看,比特币的货币性并不完全,只能称为“准”虚拟货币。[4]可见,相关争论的观点主要是从货币职能的角度定义货币,通过观察比特币是否满足特定的货币职能,判断比特币是否为货币。但不同学者对货币职能的定义标准可能存在差异。即使认可同样的货币职能标准,对比特币是否具有货币职能的判断也存在分歧,从而导致不同的分析结果。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货币职能只是货币本质的外在体现。从货币职能角度定义货币只关注了货币是什么,而并没有探究什么是货币,从而导致对比特币是否为货币存在较大争议。
争论之二是数字货币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一种观点认为,未来比特币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发行的数字货币。如,盛松成和蒋一乐认为,只有国家信用支撑的数字货币,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5]戴金平和黎艳认为,短期看,锚定法定货币的数字货币是目前主权信用货币最切实可行的进化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锚定消费者行为的数字货币才是货币的终极形式。[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是未来货币的发展方向。如,马艳和肖雨认为,比特币作为一种自由、平等的货币,符合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的理论逻辑,具有未来货币的特质;其较强的“去地域性”和“去中心化”功能,对传统国际货币体系提出挑战,是未来世界货币的发展方向。[7]事实上,关于数字货币未来发展趋势的争论涉及了两种数字货币。第一种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由私人发行、未经国家背书的数字货币,可称之为“自发的数字货币”;第二种则是由国家信用支撑的数字货币,即“法定的数字货币”。第二种数字货币目前还没有正式推行,但不同国家的央行均表示正在加速研究和推行进度。那么,第一种数字货币的未来发展趋势是消失还是繁荣?第二种数字货币是否会成为数字货币的未来现实选择?这两种数字货币虽然可能具有相同的货币职能,但具有不同的性质,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进行深入分析。
二、两种数字货币的演化路径
从历史演化过程看,自发的数字货币和法定的数字货币具有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一)自发的数字货币演化路径
自发的数字货币源于虚拟货币的发展。虚拟货币是由网络运营商发行并在网络虚拟空间流通的一种货币。欧洲央行将虚拟货币定义为:“一种不受监管的数字货币,其发行通常由其开发者控制,并在特定虚拟社区的成员中使用和接受。”[8]按照与实体经济和实际货币之间的关系,欧洲央行将虚拟货币分为三种(见图1)。第一种是“封闭的虚拟货币方案”,有时称为“仅在游戏中”的方案,通常与实体经济没有联系。用户一般需要支付订阅费,并根据其在线表现赚取虚拟货币。这种虚拟货币只能用于购买虚拟社区内的虚拟商品和服务,且至少在理论上不能在虚拟社区外交易。我国与此相对应的是各种网络游戏中用来交易的虚拟货币,其可用来购买游戏中的各种公用道具或特殊道具,一般通过参与游戏中的各种活动获得,或通过货币充值相应的游戏点卡。第二种是“具有单向流动的虚拟货币方案”,可用现实货币以特定比率购买虚拟货币,但不能反向交换现实货币,而兑换条件由方案所有者确定。这种方案允许虚拟货币用于购买虚拟商品和服务,有时也允许用于购买现实的商品和服务。在我国,典型的例子是腾讯公司的Q币,与人民币是1∶1的兑换比率,可用来购买腾讯公司提供的各种虚拟商品和服务及部分现实商品和服务。第三种是“具有双向流动的虚拟货币方案”,用户可按一定兑换比率,以现实货币买卖虚拟货币,允许虚拟货币用于购买虚拟和现实的商品和服务,虚拟货币与现实货币间的互操作性类似于可兑换货币。其典型代表是网络游戏“第二人生”(Second Life)中的虚拟货币,以浮动汇率与美元实现双向兑换。
当一种虚拟货币的流通不再限于虚拟社区,还可用于现实商品和服务的支付后,就具有了现实货币的职能,已不再仅仅是一种“虚拟化”货币。由于这种虚拟货币可与现实货币以一定比例进行兑换,那么它与现实货币则仅仅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区别,而并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区别。于是,由私人发行的、基于加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和现实货币具有一定兑换性的虚拟货币,就发展成为自发的数字货币。[①]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比特币是目前典型的自发的数字货币。根据数字货币统计网站Coinmarketcap.Com公布的数字,截至2017年1月,已有710种数字货币,市值共计173.2亿美元,其中市值最大的比特币约为148.13亿美元,约占总市值的85.53%。由于比特币的流通已超出虚拟社区,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所以各国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对其进行约束,但在法律上各国尚存在差异。一些国家和地区已在法律上承认比特币的货币地位,并将其纳入监管范围,如德国和加拿大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则禁止其流通,如中国和泰国等。
王娜1.tif
图1虚拟货币的种类
资料来源:欧洲中央银行
(二)法定的数字货币演化路径
目前,法定的数字货币并未正式发行,不过已有多家央行表态,正积极研发推行法定的数字货币。如,2016年开始,我国央行正式对外发布启动数字货币项目,表示研究团队正积极攻关数字货币的关键技术,研究数字货币的多场景应用,争取早日推出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并即将在票据市场试水。英国央行总出纳维多利亚·克里兰德在2016年1月也曾对BBC表示,“考虑作为一家央行,我们是否应当发行数字货币。”各国积极研发法定的数字货币,那么如何理解法定的数字货币呢?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法币与黄金的正式脱钩,国家信用支撑的纸币成为现代货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纸币首先经历了电子化阶段,表现为电子货币的广泛使用。巴塞尔委员会认为,电子货币是通过销售终端、两个设备的直接传输,以类似互联网的公开网络执行支付功能的储值和预支付机制,包括“硬件”或“以卡为基础”的机制(也称“电子钱包”)和“软件”或“以网络为基础”的机制(也称“数字现金”)。[9]我国的货币电子化主要表现为各种银行卡和充值卡的使用,其基本形态是存储在银行卡和充值卡中的电子货币,这些电子货币本身代表着真实资金,其支付方式有刷卡支付、移动支付和互联网支付等。充值卡中的电子货币除可用现金充值外,还可通过银行卡转账获得。2008年后,我国的货币电子化进入迅速发展阶段,货币电子化程度[②]从2009年的20.13%上升至2013年的55.96%。[10]近年来,随着支付宝、微信支付、京东钱包等互联网(移动互联)支付平台的兴起,我国的实际货币电子化程度应该更高。可见,货币电子化及其表现形式电子货币只是将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存储和支付平台,传统货币仍然执行计价单位、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等职能,货币电子化所产生的电子货币并不是一种新型货币,只是替代纸币形式并执行纸币的相关职能。目前,法定的数字货币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但从我国央行对数字货币的设想看,法定的数字货币首先是在技术上超越电子货币,可能是涉及区块链、移动支付、可信可控云计算、密码算法、安全芯片等技术的本位币。[11]但其本质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由中央银行发行和调控,这与纸币和电子货币的性质没有根本区别,只是技术的发展推动货币从纸质走向电子化、再向数字化发展。可见,法定的数字货币与自发的数字货币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三、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种数字货币本质分析
现代意义上完全与黄金脱钩、以国家信用为支撑的货币仅仅诞生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正因为各国货币与黄金完全脱钩,具有强大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实力支撑的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本位货币,而其他国家的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各国的政府信用成为本国货币“价值”的唯一保障。这也导致传统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一系列问题:政府信用不足导致本国货币严重贬值,如委内瑞拉由于石油产业萧条,导致其2016年通货膨胀率高达700%;美国通过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获得铸币税收入,通过量化宽松、美元贬值等手段减轻本国债务,致使其他国家利益受损;各国需通过一系列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以保证本国货币体系在国内和国际的稳定,等等。因此,现代以国家信用为支撑的货币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值得深入探讨。而在现代货币体系存在不稳定性的背景下,基于虚拟社区自发产生的数字货币悄然兴起。对于如何理解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到底是不是货币等问题,应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进行深入分析。
(一)自发的数字货币的本质
以比特币为例,其生产设计过程与黄金的生产过程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地球上的黄金储藏量是一定的,比特币总量也是一定的,黄金的开采取决于技术的发展和各大金矿的产量,各国政府和央行鲜有控制能力,比特币的挖掘也是依靠高性能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没有谁能控制其生产,而且挖掘难度越来越大,这与现实中黄金的生产模式极为相似。”[12]因此,比特币的生产过程也被形象地称为“挖矿”。此外,比特币同样具有易分割、易存储、易携带和不易损耗等与黄金相似的“物理属性”,但它的“物理属性”并不是基于物质实体,而是基于信息技术设计的虚拟物质,而与黄金货币相比,比特币这种虚拟的“物理属性”使其更适合充当货币。
比特币是不是货币尚存在很大争议,从货币职能看,其使用范围还非常有限。但这种职能的有限性受国家法律、技术普及性、人们的交易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并不意味着比特币理论上不能行使这些职能。正如一些学者认为的,“比特币和一般信用货币一样可以承担货币的基本职能,但是,比特币的货币性还不够完全。”[13]现实中,在一些国家和领域中,比特币正执行支付和计价职能,“当前约有63 000商家接受比特币,起初绝大多数是网店,如Dish、Expedia,但是比特币的接受范围现已向实体店渗透,如REEDS Jewelers;这些企业都同意将比特币作为一种全新的支付结算手段,可以购买其旗下的网络商品和实物商品……截至2015年初,全球已经拥有超过320台比特币自动取款机,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欧洲……大部分的比特币ATMs位于商店、酒店、咖啡店里。”[14]那么,是什么支撑比特币在特定范围内行使货币职能?人们为什么接受比特币用来支付和计价?从货币职能角度出发定义比特币的货币性,并不能对此做出合理解释,只有回归货币本质才能找到根源,而这恰恰是现代货币理论所忽视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货币理论则从货币起源出发,以金属货币为对象阐明了货币的本质。
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认为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需要通过价值形式表现为社会劳动,而价值形式随着交换的发展而发展。最初的交换发生在原始部落间,带有偶然性质,所以价值形式也只是简单、偶然地通过交换的另一种商品来体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第一次社会分工的出现,在交换范围扩大的同时,商品价值的表现也过渡为扩大的价值形式。但扩大的价值形式仍然存在缺点,即并不存在一个统一、公认的价值形式,这成为交换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于是以一种商品固定充当一般的价值形式成为必然,这种商品可固定充当所有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表示所有商品的价值。而金银由于具有同质性、易于分割、易保存、体积小、易携带等物理属性,最终成为货币。因此,马克思指出:“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金属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货币材料的变化并不影响价值形式发展为货币,其最终都是为了表示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属性。对于数字货币是否具有这种本质属性,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以比特币为例,其是否具有价值目前还存在很大争议。有学者认为,比特币的价值体现在它是通过大量的计算能力、计算器材、劳动力和电力等“挖掘”出来,这一切消耗都转化为比特币的价值。[15]但有学者反驳认为,“比特币的计算能力消耗是通过计算机的计算完成的,并不是通过人的劳动形成,在比特币的‘挖掘’过程中,人的作用非常有限,主要是由计算机来完成,因此并不能形成价值。”[16]比特币是基于计算机程序和算法产生的,在生产(挖矿)过程中虽然存在一定的劳动消耗(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但这些劳动与其价格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比特币与不可兑换的纸币一样,本身没有价值,也不代表任何社会财富,它只能通过现实货币这一桥梁来表现和衡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间接充当一般等价物。[17]
对于比特币等自发的数字货币的价值,应从交换条件及货币价值的质和量三方面考察:第一,价值形式或货币随着交换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由简单价值形式到扩大价值形式再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以金属货币为表现,是伴随人类商品交换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发展,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交换从物理空间转移到虚拟空间,这为数字货币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二,价值的本质是一种生产关系,通过货币可使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直接表示为社会劳动,金属货币的价值正是基于此。而法币并不具有价值,只是以国家信用来保证交换的进行。私人发行的数字货币的分布式特征,使货币直接体现私人劳动的社会性,但这并不由国家强制规定,而是由于交换的发展自发产生,其难点在于数字货币与商品之间交换的比例如何确定。第三,从比特币的生产过程可知,其所包含的以人类活劳动为基础创造的价值较少,而以计算能力、电力等为基础的物化劳动成为比特币“价值量”的源泉,[③]且其物化劳动的社会性更直接、简单地表达了比特币中所包含私人劳动的社会性。基于此,比特币出现带来的重大意义之一是使商品中的私人劳动离直接社会性更进一步。不过,在现代货币体系下,所有商品都以纸币计价,比特币并不能摆脱与各国信用货币的兑换关系,物化劳动的价值量仍需法币来表示,现实中绝大多数接受比特币支付的商店也都同时用法币和比特币标价。
(二)法定的数字货币的本质
面对自发的数字货币对国家的货币主权及现代货币体系的挑战,各国纷纷通过法律等形式对其使用进行规范,并对数字货币的技术及影响展开研究。但各国央行对数字货币的态度并不一致。德国是第一个承认比特币合法性的国家,但其对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态度并不积极。德国认为通过中央银行垄断数字货币的发行,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保证货币安全,但极有可能阻碍数字货币的发展。德国强调,央行的任何行为都要基于法律授权,央行首要的目标是保持价格稳定,央行发行货币的法律效力中并不包括发行数字货币产品。德国央行主张让市场主体(如用户和商户)决定哪一种支付方式更便捷,使竞争机制发挥作用,并不直接干预市场,也不对任意一种支付方式进行推广和支持。法定数字货币虽然暂时没有列入德国央行的时间表,但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对私人数字货币的流通进行了系统监管,包括比特币交易的许可证、应用比特币的商业交易平台营业税等。2016年3月,德国公开的《分布式账本:虚拟货币背后的技术——以区块链为例》内部报告中,对分布式分类账本在跨境支付中的使用、银行间转账和交易数据储存等进行了分析。美国也承认比特币的合法地位,并将其纳入监管体系,但美联储内部对数字货币的监管模式仍有不同声音。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认为,比特币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和技术,很可能被现有金融机构甚至监管机构所采用;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认为,比特币等数字货币可能拥有较好的发展前途。然而,圣路易斯联储认为,比特币只是一个内在价值为零且没有法律支持的虚拟货币;美联储主席耶伦认为,美联储根本没有权力监督或以任何方式调控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但基于数字货币对金融机构、金融体系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将密切保持关注并加强相关研究,同时鉴于数字货币与美元强势地位相比微不足道,短期内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并不会成为美联储的应用场景。
与此相反,英国央行和我国央行对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持积极态度,并进行了相关探索。英格兰银行副行长本·布劳德本特提出,数字货币的影响取决于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CBDC)的设计,特别是其与经济中主要货币——商业银行存款的竞争程度。而 “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项目组”则表示,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在设计上仍可采用传统纸币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由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到商业银行的银行库,再由商业银行直接面向全社会提供数字货币服务,这种模式将具体应用于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设计中。2017年2月,央行推动的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票据交易平台测试成功,意味着我国央行将成为世界上首个发行数字货币,并将其投入真实应用的中央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法定的数字货币与自发的数字货币虽然可能具有类似的技术,但却有本质差异。根本在于两者的价值来源不同,法定的数字货币仍然依靠国家信用强制发行和流通,数字货币不过是纸币的数字化,这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的货币电子化相比,不过是控制技术更为复杂、先进,在内涵上并无实质差别。但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央行对数字货币发行和操作系统的控制,央行可以通过云存储和大数据等技术更充分地掌握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储藏等信息,这与纸币体系比较,央行可在货币政策有效性、宏观审慎监管和金融稳定性等方面拥有更大的操作空间和更强的调控能力。
四、两种数字货币的发展趋势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货币的发行和应用渐成趋势。可预见的是,自发的数字货币兴起与法定的数字货币试水将长期并存,并争夺货币领域的主导权。但哪种数字货币会占据优势,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法律层面对数字货币的规定。在以国家法币为主要货币的背景下,一种新型货币的发展需要得到不同国家法律的认可,正如不同国家对比特币的不同态度直接影响了比特币在该地区的交易和支付。虽然自发的数字货币具有行使货币职能的可行性,但将其变为现实还需获得合法性。而我国对法定的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尝试,将推进各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探索进程。法定的数字货币的推行,必然要求各国对数字货币发行主体做出相应规定,自发的数字货币届时会面临合法性危机。同时,数字货币的广泛、顺利推行也需要得到公众的认可,这是数字货币发展前景的又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而公众的认可度则受法律、制度、习惯等多种因素影响,如,对于不熟悉网络的老年人或是信息技术水平落后地区的居民,即使国家强制推行数字货币,其也很难拥有使用数字货币的能力。此外,在互联网时代,不同国家主权信用的级别同样会影响公众对不同国家法定的数字货币的选择。如果一个国家面临恶性通货膨胀、法币贬值严重等问题,自发的数字货币也许反而会成为公众财富保值的选择。总之,信息技术对现代货币体系的影响已日益凸显,尽管其未来发展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无论是自发的数字货币还是法定的数字货币,都需及早谋划、明确战略,减少数字货币发展的不确定性,不断提升相关技术能力和水平,以妥善应对数字货币带来的现代货币体系诸多变革。
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文献:
[1]Yermack D.2013,Is Bitcoin a Real Currency? An economic appraisal,NBER Working Paper,No.19747.
[2]盛松成,张璇.虚拟货币本质上不是货币——以比特币为例[J].中国金融,2014(1):35-37.
[3]关靖远,尹文渊.比特币的货币属性及发展初探[J].时代金融,2014(24):8-9.
[4][7][13][17]马艳,肖雨.比特币的虚拟性分析[J].海派经济学,2016(1):124-134.
[5][11]盛松成,蒋一乐.央行数字货币才是真正货币[J].中国金融,2016(14):12-14.
[6]戴金平,黎艳.货币会消亡吗?——兼论数字货币的未来[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141-149.
[8]ECB. Virtual Currency Schemes,2012.
[9]Risk Management for Electronic Banking and Elec-tronic Money Activities[R]. Basle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Working Paper,1998(1):97-122.
[10]印文,裴平.中国的货币电子化与货币政策有效性[J].经济学家,2015(3):39-46.
[12]张宇,等.中级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24.
[14]徐丽丽.浅析虚拟货币的职能与风险——以比特币为例[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1):98-102.
[15]李帅杰.去中心化的尝试——比特币的崛起[J].东方企业文化,2013(18):225-227.
[16]王娜.从货币本质角度看比特币的属性[J].商业时代,2014(19):79-80.
(责任编辑:杜  磊)
(原载于《经济纵横》2017年第7期)


作者简介:王  娜,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团队与公共科研平台”(编号:2017RW006)和“师生员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通俗化研究”(编号:2017RW050)资助。
[①]  由于数字货币尚处于发展变化中,目前相关定义更多是基于比较性质的描述,还没有准确的、统一的定义。
[②]  这里将银行卡消费量占GDP的百分比作为衡量货币电子化程度的指标。
[③]  第一次美元兑比特币的汇率由新自由标准(New Liberty Standard)发布。比特币的价值计算方法为:高 CPU 利用率的计算机运行一年所需平均电量(1331.5 千瓦时)×上年度美国居民平均用电成本(0.1136 美元)÷12个月÷过去30天里生产的比特币数量÷1.00 美元。2009年10月5日有记录的最早比特币汇率为:1美元=1309.03比特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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