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梦CMS - 轻松建站从此开始!

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当前位置: 主页 > 政经前沿 >

马克思的“第二条道路”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时间:2017-07-28 22:32来源:《经济纵横》2017年第7期 作者:朱 燕 点击:
(原载于《经济纵横》2017年第7期)
马克思的“第二条道路”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启示
朱  燕
(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总结为“由表象到抽象”和“由抽象到具体”两条道路,并认为第二条道路即“由抽象到具体”是科学正确的方法。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形式必须用抽象力,以比较抽象的范畴作为逻辑起点,由抽象向具体逐渐过渡,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同时在演绎推理过程中不断以历史现实作为例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在研究过程中应借鉴马克思“第二条道路”的逻辑方法,同时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发展实际,构建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关键词:第二条道路;抽象演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7)07-0022-08
DOI:10.16528/j.cnki.22-1054/f.201707022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总结为“由具体到抽象”和“由抽象到具体”两条道路,并认为第二条道路即“由抽象到具体”是科学正确的方法。以抽象的范畴为逻辑起点,由抽象到具体的演绎法是构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要方法。马克思运用的“第二条道路”不是纯概念的抽象演绎,而是以具体历史事实为重要支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运用的“第二条道路”是科学的方法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应借鉴马克思的方法论,尤其是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的“第二条道路”,同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实际展开研究,形成科学的方法论体系。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第二条道路”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总结为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由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1]马克思认为,这种方法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2]这种方法是由现象到本质的归纳式研究,由若干丰富具体的现象出发,经过筛选、分析、综合,最后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本质性特征和范畴。马克思认为,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错误的,因为未经加工的现实的前提是一个混沌的表象,它具有各种不同的复杂影响因素。第二条道路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3]马克思认为,具体是许多规定的丰富的综合体,具体“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4]从抽象的思维开始,演绎出丰富多样的具体,是抽象演绎的方法,马克思认为它是科学正确的方法。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书评中充分肯定马克思的方法,并指出“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5]这里的逻辑的方式主要指由抽象的范畴循序渐进演绎到具体范畴的先验逻辑方法。
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对自己的分析方法做了说明:“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6]马克思认为,必须运用抽象力对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以比较抽象的范畴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演绎推理出一般规律,这种抽象演绎法是适合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考察问题时,从具体的现实开始是错误的,因为尽管这些具体是现实的起点,但它们只是一个混沌的表象。而如果我们从最简单的规定和抽象的范畴开始,在简单的规定之上逐步加入各种影响因素和复杂关系并进行考察,最终得到的才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但这并不同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抽象思维方法。黑格尔认为具体实在是抽象思维的结果,而马克思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7]
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经典地概括了马克思的“第二条道路”。斯威齐认为,马克思在研究中运用的是连续渐进的抽象演绎法:“由比较抽象的东西,一步步推向比较具体的东西,即在研究的连续阶段上,逐步舍弃简单化的假定,从而使理论有可能对越来越大的现实领域加以考虑和作出解释。”[8]这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中“第二条道路”的行进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写作中保持着高度的抽象水平,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重新考虑在第一卷中舍弃的影响因素,加入更多具体的规定和影响因素,由比较抽象的范畴逐渐向比较具体的范畴演进,越来越接近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现实。
马克思认为,“第二条道路”是科学的方法,由抽象到具体的演绎逻辑可以推理出本质性的经济规律。但抽象到具体的演进过程并不是孤立的,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思维不是黑格尔式唯心主义的纯粹思维形式,在抽象思维过程中需要不断接触现实。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总结了自己的方法:“在形式上,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9]马克思区分了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而构建理论体系的过程是叙述的过程,叙述起点(或称为抽象分析的逻辑起点)应是抽象的范畴,但在抽象的概念和范畴表达的过程中,又必须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作为支撑和例证。恩格斯也认为:“我们看到,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逻辑的发展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10]但必须明确的是,对具体实在的分析,并不是要从历史事实中归纳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而是说,只有通过对翔实的历史材料的整理、加工和分析,才能为抽象研究提供一个合理的逻辑起点,因此,基于现实的历史分析法是抽象演绎逻辑方法的辅助和支撑。
总体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运用抽象力进行经济分析,从抽象范畴开始演绎推理,使各种丰富的具体得以再现,同时在抽象演绎过程中不断结合历史事实进行例证和分析。马克思提出:“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11]
二、马克思“第二条道路”中抽象分析起点的选择
(一)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展开分析
杰弗里·M·霍奇逊指出:“逻辑上讲,离开先验的一般,我们无法正确地建立任何的特殊。……我们不可能在没有事前假定‘社会构成’的普遍概念的情况下,确立‘资本主义社会构成’的特殊概念。”[12]而马克思的方法和霍奇逊谈论的方法恰好相反。马克思没有先对一般社会形态进行分析,未提炼出适用于所有社会结构的普遍规律,而是直接对高级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进行抽象剖析。因为马克思认为,适用于所有社会形态的最一般规律并不存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存在不同的支配规律。马克思引用伊·伊·考夫曼在《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中对其研究方法的分析:“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13]
马克思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从剖析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开始。因为马克思认为,社会越发达,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容易从复杂的具体中抽象出最简单、最一般的范畴,因此,抽象分析要从最发达的社会形态开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以劳动范畴为例详细论述其原因。早期的重农主义认为财富的源泉是农业劳动,重商主义认为财富的源泉是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但直到亚当·斯密才抽象出最简单的“劳动一般”。马克思指出:“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的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14]因此,马克思认为,“劳动一般”这个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15]因此,高度抽象的范畴是发达的现代社会的产物。在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经济学家只能抽象出商业劳动、农业劳动、工业劳动等相对具体的范畴,因为各种劳动之间还不能进行自由转换,差别较大。但在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劳动之间的转换变得相对容易,实质差别逐渐消失,斯密抽象出“劳动一般”范畴,马克思提出劳动二重性理论,从形式上千差万别的具体劳动形式中提炼出无差别的“抽象劳动”。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16]这一经典论述体现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独特性及科学性。最高级的资产阶级社会形式是由已经覆灭的一切社会形式演变而来,社会形态在相互联系中不断演变和发展,提炼出最发达社会的经济规律,同时就能透视已经覆灭的一切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马克思放弃超历史的概念,直接分析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从而发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
(二)抽象分析的逻辑起点应是在社会中起支配作用的因素
马克思和李嘉图学派的研究方法都可称为抽象演绎法,但二者存在显著差别。首先,二者抽象分析的逻辑起点不同。马克思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研究的出发点。”[17]李嘉图为研究土地产品的分配问题和阶级斗争的根源,把逻辑起点定为与土地密切相关的地租。但马克思指出:“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它是同土地,同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结合着的,并且它又是同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形式即同农业结合着的。但是这是最错误不过了。”[18]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在早期的农业社会中,土地起支配和主导作用,要研究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理应从地租开始。但马克思总结抽象逻辑和历史的关系时指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19]因此,要剖析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必须找出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因素和力量,而不是仅仅依赖于历史的发展顺序或是思维观念上的顺序。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20]马克思认为,既然是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就要找到资产阶级社会中“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这个“光”和“以太”不是在农业社会中起支配地位的地租,而是主导资产阶级社会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资本。
尽管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历史形态中,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但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土地为主导的农业部门在经济社会中所占比重逐渐缩小,以资本为主导的工业部门在机器大工业的推动下发展壮大,成为国民经济支柱,而农业部门变成为工业部门提供原材料的附属部门,也受资本支配。因此,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支配力量,决定其他一切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那么逻辑起点就应是资本而不是地租。资本在当时最高级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支配地位,支配着当时的雇佣劳动,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因此,要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必须以资本这一决定性要素为逻辑起点。同时,抽象分析的逻辑起点并不一定是历史的起点。资本是马克思研究的逻辑起点,但它并非最早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比较高级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才成为一种支配力量。
三、马克思“第二条道路”由抽象到具体的渐次演进路径
马克思通过分析找到资本这个在资本主义社会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以此作为抽象分析的逻辑起点,逐步向具有许多规定性的丰富的具体过渡。按照这一原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分篇布局为:一般的抽象的规定;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生产的国际关系等;世界市场和危机。后来,马克思在写作经济学手稿期间,通过修改完善逐步形成了从资本开始的六册结构计划: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尽管这五篇结构和六册结构计划没有最终完成,但这样的谋篇布局正是马克思“第二条道路”由抽象到具体的演进过程,由一般抽象的规定开始,逐步加入各种具体的规定和关系,最终演绎出丰富的总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完成的《资本论》三卷结构也是按照“第二条道路”的原则构建的逻辑体系: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在《资本论》三卷具体的写作中,处处体现着马克思抽象演绎的逻辑推理过程。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抽掉次要因素,把工业生产领域中的劳资关系作为代表进行纯粹形式的分析;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重新考虑原来舍掉的流通领域中的各种影响因素,逐步降低抽象水平来考察各种具体形式,由抽象的范畴过渡到具体的范畴。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阐述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指出:“我们在这里一方面假定,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资本家如何回到商品市场;既不研究资本在流通领域里所采取的那些新形式,也不研究这些形式所包含的再生产的具体条件。”[21] 在抽象的前提假设中,马克思舍掉某些客观因素,只是为了更纯粹地进行演绎推理,而不会扭曲经济发展的实际。“对积累过程的纯粹的分析,就要求我们暂时抛开掩盖它的机制的内部作用的一切现象。”[22]“我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当作全部剩余价值的所有者,或者,不妨把他当作所有参加分赃的人的代表。”[23]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者作为参加剩余价值分配的所有人的代表,这与将剩余价值分为各个不同部分是一样的,丝毫也不会改变它的性质及使它成为积累要素的那些必要条件。马克思明确指出,在抽象考察时所做的假定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不管资本主义生产者自己握有的或分给别人的剩余价值的比例如何,他总是最先占有剩余价值。因此,我们在叙述积累时假定的情况,也就是积累进行中实际发生的情况……剩余价值的分割和流通的中介运用模糊了积累过程的简单的基本形式。”[24]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将工业资本家作为全部剩余价值的所有者,在第三卷中不再把工业资本家作为代表,而是把商业资本家、借贷资本家、大地主阶级等参与瓜分剩余价值的资本家都考虑进来,具体分析他们如何瓜分剩余价值,由抽象到具体逐次演进,越来越接近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开篇指出:“在第一册中,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响……在现实世界里,它还要由流通过程来补充,而流通过程则是第二册研究的对象……这一册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在其现实运动中就是以这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因此,我们在本册中将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态,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25]第一卷舍掉资本的周转和流通,只是独立地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从而创新性地提出剩余价值的源泉;第二卷考察舍掉的资本流通过程,连同资本的生产过程,综合研究资本的循环和积累,分析剩余价值的流通;第三卷则全面考察资本在现实中呈现的各种形态,抽象的价值转化为具体的生产价格,抽象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具体的利润,利润在不同资本所有者之间进行分割,所阐述的问题逐渐逼近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在研究的初始阶段,马克思抛开一切干扰因素,高度抽象地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后,开始考虑使生产过程得以持续的流通过程,最终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全貌展现出来,一步步接近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
总之,马克思用抽象到具体的演绎逻辑,由比较抽象的范畴逐渐过渡到比较具体的范畴,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逻辑起点的选择至关重要,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到决定其他一切生产关系的支配力量即资本,从资本开始,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主要的生产关系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这种起决定作用的关系找到阶级斗争的根源,为工人阶级的斗争指明方向。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探析
马克思运用科学的由抽象到具体的演绎法,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这种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方法论体系中的重要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在理论构建和研究过程中应借鉴马克思的方法论,综合运用马克思的“第二条道路”,以抽象演绎的逻辑方法为方法论主体,同时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提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形成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并进一步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实践。
(一)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为研究的起始阶段
研究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各阶段的任务和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道路,在探索中不断改革,基本经济制度几经调整并不断完善,不同改革阶段呈现不同的规律。因此,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应将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历史分为不同发展阶段(可以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78年改革开放、1992年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2年党的十八大为节点划分)。为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应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最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后呈现的新常态作为研究的起始阶段,以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的规律透视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程。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已进入一个全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26]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长期以来以劳动力和资源为重要推动力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性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期,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增长动力正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新阶段,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分工优化、动力转化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核心任务。经济新常态表现出的特征是我国长期渐进式改革作用的结果,因此,只有深入了解并分析新常态,才能从中剖析我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要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应从当前的新常态开始,而不是按照历史发展顺序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起点开始。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开始分析,透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各个阶段的发展规律,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二)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过程中,逻辑起点的选择成为首要问题。这个逻辑起点应该是能够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抽象范畴。有学者梳理了国内学者选择逻辑起点的几个视角,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一般、转型经济一般理论。[27]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为逻辑起点有其合理性,因为基本经济制度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即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逻辑起点,更能突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决定社会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最根本因素。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和基础,决定了分配、交换、消费等其他一切关系,在社会经济的各环节中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集体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局面。1981年提出要在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根本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28]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29]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使其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在我国的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始终未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本质要素,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和决定力量。
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基本的分配制度,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在分配中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决定了全民可以共享劳动成果,实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共享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规定和重大原则。只有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30]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基础制度,决定了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主义的其他一切关系,因此,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将其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存在合理性。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逻辑结构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制度基础,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一个基础核心。”[31]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过程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逻辑起点,首先分析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制度,由抽象范畴逐渐过渡到具体范畴,逐步考虑建立在基本经济制度之上具体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经济运行机制,以及经济运行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之后逐步把经济运行的考察范围由国内市场扩展至国际市场,将中国经济放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最终完整地再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际。
按照马克思由抽象到具体的“第二条道路”演进路径,国内学者也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设想。如,张宇等按照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的逻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行为规则;各个经济主体依据这些行为规则从事经济活动,构成了经济运行的过程;经济运行过程结果的积累,形成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国际化,就是对外开放。”[32]逄锦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应是:经济制度和发展阶段、经济运行、经济发展、世界经济和开放问题。[33]汤正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可分为“本体篇”“运行篇”“发展篇”“开放篇”四部分,其中“本体篇”是根本、“运行篇”是本体行为、“发展篇”是本体拓展和升华、“开放篇”是本体走向世界,四个部分有机联系、缺一不可。[34]制度、运行、发展、开放的逻辑演进过程,由比较抽象的制度开始,逐渐加入各种具体的实践要素和生产关系,由国内经济的短期运行,逐渐过渡到经济的长期发展,由国内的经济关系逐渐过渡到国际经济关系,最终再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丰富综合体。这种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借鉴马克思“第二条道路”的演进过程,由简单的规定上升到丰富的总体,是科学正确的方法。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成果,在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应借鉴马克思“第二条道路”的方法论,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以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呈现出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文献:
[1][2][3][4][5][7][10][14][15][16][18][19][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01,700,701,701,14,701,16,704,705,705,707,708,707.
[6][9][11][13][17][21][22][23][2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21-22,24,21,16,652,652,652,652.
[8]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M].陈观烈,秦亚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30.
[12]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M].高伟,马霄鹏,丁宛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0.
[25]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9-30.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245.
[27]周绍东,王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分类比较与最新发展[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1):25-37.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0.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15.
[30]习近平.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N].京华时报,2015-11-25.
[31]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课题组.人民主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1):31-36.
[32]张宇,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26.
[33]逄锦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纲[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9):89-110.
[34]汤正仁.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框架[J].改革与战略,2016(9):1-6.
(责任编辑:杜  磊)
(原载于《经济纵横》2017年第7期)


作者简介:朱 燕,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是山东社科规划项目“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党组织扩大对外开放战略研究”(编号:16CDSJ04)的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发表评论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