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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刘易斯理论的两种可能的解释—兼评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争论

时间:2017-05-03 17:31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 作者:孙小雨 点击:
对刘易斯理论的两种可能的解释
——兼评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争论
[1]

摘要: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将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与新古典范式结合了起来,具有二重性。这种性质为后来的学者对该理论作出不同的解读预留了空间。对刘易斯理论的新古典解释有两种,但都没有超越刘易斯的分析,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存在重大的退步,运用刘易斯拐点分析中国经济存在理论和经验局限;另外有学者对刘易斯理论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解释,从四个方面拓展了刘易斯的理论,构建了政治经济学的刘易斯拐点。最后,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拓展后的刘易斯模型对中国经济转型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刘易斯,资本积累,农业劳动力转移,中国经济转型
作者:孙小雨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现了迅速而持续的发展,引起了世界瞩目。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可以从以下三方面体现出来:一是中国的发展经历确实具有独特性。在20世纪最后20年,非西方国家发生了三次大的经济灾难[2],而中国是唯一一个安全度过的国家;二是从国际转型国家对比而言,在两类不同的转轨过程中,中国与前苏联和东欧尤其是与前苏联的经济表现出现了巨大差异,中国经济自1989年以来出现了快速而持续的发展,而前苏联在转轨初期(1989-1998年)经济竟然出现了下滑(见下图一),即使1999年以后俄罗斯经济出现回升,增速也比较缓慢而且波动较大(见下图二);三是从发展中国家对比而言,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同中国相似,都有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也同样面临工业化的任务,但其经济表现远不如中国(见下图三)。
 
(该图转引自Joseph Stiglitz(1999))
图1 1989-1997俄国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3]
图2 1989-2014中国和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图3 1978-2015中国、印度和巴西GDP增长率的对比
中国的经济奇迹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一、学者们试图揭示中国缘何在转型中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发展,揭秘所谓的中国奇迹或中国模式。其中,一些学者强调中国存在大量农业劳动力的初始条件,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视为经济发展的自然路径,认为正是因为这样的初始条件,非国有部门才能从农业地区招募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另一些学者批评了这种观点,否认初始条件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重要原因,强调改革道路的选择才是中国得以成功的关键。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并非完全矛盾,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农业劳动力的确是改革转型面临的重要初始条件,同时中国在改革转型中采取了一系列制度安排、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事实,问题不在于哪一个方面更加重要,而在于初始条件如何与中国道路相结合从而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二、学者试图回答快速的经济发展是否引起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变化,如何衡量和评价这种变化。一种典型的分析方法是测算中国是否迎来了刘易斯拐点。不同学者的分析结果截然不同,也据此给出了差异巨大的政策建议[4]。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对刘易斯理论的两种可能的解释来评价上述两个争论。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论的核心观点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早在1954年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他认为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假设是劳动力有限供给,这样的假设适用于英国和西北欧地区,但不适用于埃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5]因此,他提出应回到斯密和马克思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用古典经济学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劳动供给的假设[6]来分析新古典主义假设不适用的国家。[7]
刘易斯假定经济为封闭型经济,设想经济分为资本主义部门和非资本主义部门[8],两部门之间不存在贸易关系。非资本主义部门包括家庭农业、销售工业、老式商业等经济活动,依靠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数,收入仅能维持生存,存在大量的劳动力剩余。资本主义部门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该部门中工人的工资并非由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决定,而是取决于非资本主义部门中小农这一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只要资本主义部门中工人的工资略高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收入,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力就会不断向资本主义部门转移。资本主义部门存在经济剩余,并将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因此会进一步提高资本主义部门吸收传统部门劳动力的能力。当剩余劳动被完全转移到资本主义部门以后,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劳动力和资本一样,成为稀缺资源,不再具有无限供给弹性。[9]刘易斯在1972年发表的论文中将这个点称为第二个转折点,他补充道当资本主义部门扩张时,非资本主义部门由劳动无限供给、收入维持不变,转变为劳动无限供给不能再维持、收入开始上升时,经济达到第一个转折点[10]。之后,刘易斯改变了封闭经济和两部门之间不存在贸易关系的假设,引入了世界市场和部门贸易来拓展模型,依然假定资本主义部门实际工资高于非资本主义部门,并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非资本主义部门劳动力会向资本主义部门转移,只是这种转移过程受到贸易条件和世界市场的影响而波动。[11]


图4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
注:OS代表非资本主义部门收入,OW代表资本主义部门工资,NQ和N*Q*代表边际劳动生产率
刘易斯的核心理论可以总结为:
假设1:资本主义部门和非资本主义部门并存
假设2:非资本主义部门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工资仅能维持生存
假设3: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取决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收入,略高于非资本主义部门
根据假设1、2和3,得出推论1:非资本主义部门劳动力向资本主义部门转移
假设4:资本主义部门经济剩余用于再投资
根据假设1、2、3和4,得出推论2:非资本主义部门劳动力持续向资本主义部门转移
根据假设1、2、3和4,以及推论1和2,得出推论3:非资本主义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劳动力同样具有稀缺性,两部门劳动者的工资(边际产品)相等,非资本主义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形成一个整合的劳动力市场。

二、评价刘易斯理论的二重性: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范式的混合

刘易斯理论的二重性体现在他将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与新古典范式结合了起来,既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也潜在地隐含了新古典范式的影响。Weeks评价其综合了马克思和新古典的观点,虽然是以边际主义的理论框架展现出来,实质却是马克思的剩余榨取和阶级斗争模型。[12]不过,Weeks并非称赞刘易斯的模型坚持了马克思的理论,而是讽刺其只有保证资本主义部门实际工资不能升高,资本积累过程才能顺利进行的观点。具体而言,这种双重性体现在:一方面,刘易斯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和一些碎片化观点,比如强调资本积累。同时却拒绝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假设所基于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范式,比如否定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认为劳动力无限供给只是暂时现象[13];另一方面,刘易斯驳斥了新古典范式的诸多假设,比如他拒绝了新古典的充分就业、市场出清和完全竞争的假设,认为农业部门和城市部门的收入都不是竞争性工资,而是协定工资(bargining wage)。同时却也不自觉地受到新古典范式的影响,运用了理性人假设和均衡思想,甚至将自己的模型视为向新古典范式的一种过渡。这种理论的双重性使其一方面做出了一些突破性的理论贡献,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具有重大的理论局限性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一)刘易斯理论的贡献和突破

一.刘易斯模型通过引入古典政治经济学假设确实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史和实践具有一定解释力,与哈罗德-多马模型以及凯恩斯主义模型关注发达经济体相比,刘易斯模型将分析拓展至发展中国家,为发展经济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刘易斯借鉴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剩余的分析,引入了对存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二元国家进行分析的关键:资本积累,他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资本家剩余的使用方式。这使其分析对象不仅限于发展中国家,而且适用于所有资本积累初期的国家(既包括发达国家历史上工业化早期阶段,也包括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当前正在开展的工业化进程)。这不仅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至城市和工商业的现象,而且对资本积累的进一步分析有望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的本质规律。这正是刘易斯模型相比于其他发展经济学理论深刻的地方。比如库兹涅茨理论,很多学者将库兹涅茨理论与刘易斯的理论相提并论[14],但实际上库兹涅茨仅仅通过数据说明了随着经济增长农业部门劳动力有下降趋势,并推测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商业的转移有利于经济的发展。[15]至于试图阐明工业化阶段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16],库兹涅茨承认这只是5%的经验数据加上95%推测的结果。[17]换言之,库兹涅茨运用经验数据发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一些现象,但他并没有对这些现象进行可靠的解释。而刘易斯模型已经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再如舒尔茨的理论,舒尔茨曾批判刘易斯的理论,尤其是其农业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他以危地马拉和印度为例,将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概括为“贫穷而有效”,断言这样的农业社会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资源配置是有效的,换言之,重新配置农业生产中的各生产要素不会使农业生产显著增加。他认为要将传统工业改造为现代农业,核心问题是要引入现代生产要素,打破传统农业社会的低水平经济均衡。[18]按照舒尔茨的分析,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在经济失衡阶段是有可能的,而现代外来生产要素的引入依赖于企业供给和农民需求,而这种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企业和利用农业技术的农民难道不意味着过渡性农业阶段已经引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舒尔茨的批判表明他没有发现古典经济学以及刘易斯的理论是建立在已经引入资本主义关系的农业社会上,而非传统农业社会。也正是因为此,这个农业社会才会既有传统非资本主义部门,也建立了新型资本主义部门,而资本主义部门会将剩余用于创造新资本。再如Rostow的理论,他试图解释为何经济体会从长期的停滞阶段进入可持续的增长阶段(工业化阶段),但他将过渡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精英观点的变化、政治革命、科技创新、国际环境变化等外在因素和偶然因素。他认为引起过渡的原因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进入新阶段的经济会出现自动的发展。[19]这说明Rostow根本没有发现经济增长的动力,他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只是对一些经济指标的描述。总之,刘易斯模型中提出资本积累、强调剩余的利用方式从某种程度而言体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为分析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切入点。

(二)刘易斯理论的局限性

一.虽然刘易斯拒绝了新古典的充分就业、市场出清和完全竞争的假设,但他并没有完全摆脱新古典范式的影响,除了不自觉地运用理性人假设和均衡思想以外,托达罗正确地指出刘易斯假定农村是非充分就业(存在剩余劳动),而城市是充分就业,从而忽视了城市依然存在失业率的情况。[20]而且刘易斯将新古典的所有这些假设视为未来的目标。刘易斯本人指出,经济在经过第二个转折点以后,就进入了“新古典学派”的单一经济状态。[21]刘易斯曾评价凯恩斯的理论是对新古典主义的一个“迷人的注解”,考虑到凯恩斯的理论主要是针对工业化后期资本扩张受到有效需求不足阻碍的问题,刘易斯的理论又何尝不是关于工业化初期对新古典主义的一个“迷人的注解”呢?青木昌彦对此进行批判,认为二元经济论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古典模型和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新古典模型的综合是非常机械的,这使他不愿意接受二元经济论。[22]刘易斯一方面试图摆脱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新古典范式,另一方面却将自己的模型视为向新古典模型过渡的分析,笔者认为这是青木昌彦反对刘易斯模型的关键所在:刘易斯试图将拒绝了新古典诸多假设的二元经济模型与新古典模型无缝对接,这体现了其机械性。
二.刘易斯理论虽然引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无限劳动力供给的假设,但他并没有完全接受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假设,而只是将劳动力在维持生存工资条件下的无限供给视为二元经济暂时的阶段性特征。古典经济学提出这一假设是基于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即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生产关系下,这个假设才能成立,而且这个假设根源于这样的生产关系,因此是这种生产关系的常态。不过这种社会生产关系并非是指封建农业社会,而恰恰是指类似于西北欧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亚当·斯密在分析劳动工资时写道,劳动者提高工资和雇主提高利润的利益是冲突的。雇主总是因为国家干涉、拥有储蓄等原因占据主导地位,劳动者为了提高工资的联合往往以失败告终。但劳动工资有一个下限:至少能够维持劳动者的生存。[23]斯密认为劳动者供给是过剩还是不足是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对劳动者的需求相比较而言的,不是纯粹的根据人口数量绝对增长或下降来判断劳动者供给是否过剩,这一点值得肯定。[24]不过斯密没有明确指出他的分析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背景下,甚至有将其作为一般规律的倾向。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这些活动的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25]学者们在提到刘易斯引用的古典经济学家假设时,往往想到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追根溯源,而忘记了古典经济学的马克思。刘易斯在论文首页清楚地提到他所引用的是斯密和马克思古典经济学的传统。马克思抛弃了斯密理论中的庸俗成分,继承和发展了其合理成分。斯密的理论中提到雇佣劳动和资本积累,这都是以资本的存在为前提的。马克思指出货币之所以能转化为资本、资本之所以能够增值是因为资本在市场上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商品:劳动力。资本购买劳动力,支付的是维持其劳动力再生产的价值,获得的是大于劳动力价值的劳动的价值,二者之间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换言之,劳动力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的必要条件。劳动力商品化意味着劳动力一方面具有人身自由,是自由人,另一方面自由得一无所有,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资本主义积累引起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趋势,这造就了超过资本增值平均需要的过剩工人人口(相对过剩人口),也称为产业后备军。[26]因此,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呈现出一种好像只要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劳动力就会无限供给的现象,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而不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阶段(如一些发展中国)。但刘易斯并不认为劳动力在维持生存工资条件下的无限供给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长期现象,而是认为这是拥有大量农业劳动力的二元经济的特殊现象,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只是一个短期现象。他指出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是一个“奇怪的模型”,他认为这种现象会随着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张而消失,一旦进入经济进入新古典状态,劳动力就成为稀缺资源而不再无限供给,工资不再保持于维持生存的水平而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27]
三.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对象是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刘易斯模型的最大缺陷就是忽视了对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入分析,无法解释这些生产关系和制度的动态变化如何调节了资本积累和劳动力转移进程。具体而言:
第一,关于推论一,刘易斯隐含运用理性人的假设,推定农业部门劳动力会因为资本主义部门工资更高而向城市和工商业转移,仅仅分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观选择和资本主义部门的“拉力”,而忽略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客观制约和非资本主义部门的“推力”,即忽视了资本主义部门产生以后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对农业部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迫使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工商业转移;
第二,关于推论二,刘易斯认为资本主义部门的经济剩余用于再投资,会不断扩大劳动力雇佣从而实现农业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刘易斯引入经济剩余和再投资来解释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个重要的贡献,体现了其对经济史的了解和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不过这个逻辑推导隐含着资本主义部门的经济剩余一定会用于再投资、再投资一定会扩大劳动力雇佣,缺乏对经济剩余的实现、规模、使用方式以及其中隐含的种种矛盾的具体分析;
第三,关于推论三,刘易斯指出持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最终将使两部门经济转变为现代的一部门经济,从而可以用新古典范式对其进行分析。这里的两部门经济转变为一部门经济有两层含义:一是非资本主义部门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资本主义部门的一部分;二是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至资本主义部门,非资本主义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力具有同样的稀缺性,两部门劳动力的工资(或边际产品)相等,形成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刘易斯在模型中着重强调了第二层含义。有三个重要因素影响推论三的成立:一是正如对推论二的分析,经济剩余的持续再投资是否可以不断增加劳动力雇佣量且这种增加超过了劳动力的增加,如果经济剩余不用于再投资,或者用于劳动节约型投资,或者用于股票、房产、艺术品和自然资源投资,或者另一方面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很快,或者因为移民、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等因素产业后备军不断增加,那么推论三就难以成立;二是转移至资本主义部门的农业劳动力是否能够真正融入资本主义部门和城市,现实中转移至城市的农业劳动力往往受到歧视,形成分层的劳动力市场;三是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的跨地域转移是否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根据以上分析,刘易斯模型具有一定科学性和合理性,但同时也因为缺乏对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分析而存在重大缺陷,尤其是这种制度分析的缺乏使刘易斯在进行推论的时候不免会倚重于理性人假设和均衡状态的思想。这种理论的双重性使刘易斯理论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为后来的学者对该理论作出不同的解读预留了空间。

三、对刘易斯理论的新古典解释

学者对刘易斯理论进行新古典解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运用新古典的价格和资源配置理论将刘易斯模型一般化、数量化和公式化,在使刘易斯模型更加精致的同时,也因为过度关注对细枝末节的精雕细琢而没有对刘易斯理论进行实质性发展,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有所倒退;二是将刘易斯模型简化为仅仅强调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初始条件,完全忽略了刘易斯提出的经济发展的关键:资本积累和剩余的使用,使刘易斯模型极度简化而至庸俗。

(一)第一种新古典解释

对刘易斯模型进行第一种新古典解释的代表学者是发展经济学家费景汉和拉尼斯。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费景汉和拉尼斯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以试图完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形成了著名的费-拉尼斯模式。有学者称从刘易斯到费-拉尼斯模式的演变,表现了新古典主义在具体问题分析上的复活。[28]
1.强调实际工资对资本积累的决定影响
刘易斯模型提出以后,农业部门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假设遭到批判,很多学者指出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将会使农业产出下降、农产品价格上涨,进而导致不利于工业部门的贸易条件,工业部门的工资上升从而使劳动力转移过程停止。这些学者的批判表面上是针对刘易斯理论忽略农业的发展,实际上是指出由农产品价格上涨导致的工业部门工资上升将会阻碍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进而使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停滞。吊诡的是,这些批判恰恰与刘易斯的观点不谋而合。刘易斯曾经提出阻碍资本积累的四个因素:资本积累快于人口增长;农业发展滞后,贸易条件不利于资本主义部门;维持生计部门的生产率提高;资本主义部门的工人要求提高工资。[29]这四个因素的共同点都在于资本主义部门的实际工资提高减少了资本主义部门的剩余,从而阻碍了资本积累和劳动力转移进程。刘易斯的这个观点并不严谨,他在没有深入分析工资和剩余以及资本积累的关系条件下断言工资和剩余是零和关系以及工资提高不利于资本积累。并且他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多做停留,而是笔锋一转,指出如果没有这些情况存在,那么资本积累就会持续,资本主义部门就会扩大至吸收全部剩余劳动力。
拉尼斯和费景汉没有看到这些批判与刘易斯观点的内在联系,而是为了应对这些批判,提出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工业部门吸收的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力为零,与刘易斯模型没有区别;二是工业部门吸收的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大于零但低于平均产量(制度工资,institutional wage),这一阶段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将导致农业产出下降、农产品价格上涨,造成不利于工业部门的贸易条件,使工业部门工资上涨。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转折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或短缺点;三是农业和工业的工资都由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二个阶段,为了保证劳动力持续转移,在工业部门扩张的同时必须提高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转折点被称为商业化点。[30]费景汉和拉尼斯表面上强调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均衡发展,实际上他们的核心观点是不利的贸易条件导致的资本主义部门实际工资上升将会阻碍资本积累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上面已经提到,不利的贸易条件只是刘易斯提出的四个阻碍因素的其中之一。此外,模型中第三个阶段工业资本家将利润用于积累和技术创新,从而不断增加劳动需求的观点并没有超越刘易斯模型。正如上述对刘易斯推论三的分析,工业资本家不一定将利润用于积累和技术创新,即使将利润用于积累和技术创新,也不一定增加劳动需求。由此可见,虽然费-拉尼斯模式看起来更加严谨,但是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刘易斯理论中不成熟的命题,没有解决刘易斯理论中的遗留问题。
费-拉尼斯模式在综合工农业均衡增长和劳动力转移的机制时,相比于刘易斯模型并没有实质性进步,在某些方面反而有所倒退。它指出市场机制的调节是一个从均衡到非均衡再到更高水平均衡的过程,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打破工农业之间的均衡状态,农业部门实际工资相对下降,工业部门实际工资相对上升,这一方面刺激农业劳动力转移,另一方面刺激农业剩余的所有者投资工业;二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至工业以后,工业利润增加;三是工业资本家将利润用于积累和技术创新,劳动需求增加,对农产品需求增加,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工农业之间的工资差距消失,再次趋于均衡。[31]费-拉尼斯模式的均衡分析实质同上述三阶段的分析如出一辙,上述三阶段分析中,不利于工业的贸易条件阻碍了资本积累。他们在均衡分析中将这个命题反过来,提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形成了有利于工业的贸易条件,进而使工业部门的实际工资不会绝对上升(只是相对于农业部门相对上升),从而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和资本积累。他们的核心观点依然是工业部门的工资是影响资本积累的决定因素,只有保证工资不上升才能保证资本积累的顺利进行。与刘易斯模型相比,费-拉尼斯模式倒退的地方在于将保证有利于工业的贸易条件视为促进资本积累的唯一因素。刘易斯模型提出了阻碍资本积累的四个因素,这四个因素是否真正阻碍资本积累需要进一步分析,退一步,即使这四个因素的确阻碍了资本积累,也不意味着排除了这四个因素就能顺利实现资本积累,因为还有其他矛盾阻碍资本积累,而费-拉尼斯模式仅仅通过排除了其中一个因素:不利的贸易条件,就能断言资本积累可以持续进行,从而建立了一个经济发展从低水平均衡到高水平均衡的“理想”模型。
2.从经验和理论证明刘易斯拐点存在巨大的局限性
刘易斯将资本主义部门的实际工资视为资本积累的决定因素,强调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上涨将会阻碍资本积累。费-拉尼斯模式在供给和需求、边际主义分析和均衡框架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进一步论证和注解。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批判,托达罗指出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保持不变的假设是荒谬的。[32]Weeks从两个角度论证了只要农业劳动力开始转移,农业部门进而资本主义部门的实际工资会上升。一是随着农业部门边际产出为零的那部分劳动力转移,农业产出不变,而农业劳动力减少,因此农业部门平均收入提高;二是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并非是指存在一部分边际产出为零的劳动力,而是所有的农业劳动力都并非全职意义上的劳动者。因此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转出,意味着剩余的劳动力要工作时间更长,而这需要更高的经济激励即更高的收入。他指出费-拉尼斯模式之所以可以坚持实际工资不变这个假设,就是他们依赖于特殊的政治框架:农业部门并非以家庭生产为主,而是土地掌握在少数地主手中,地主获得了全部农业剩余,劳动者没有土地,从而可以使农民的收入一直保持在生存工资水平甚至低于生存工资水平(随着工业部门劳动力的增加,地主可能压低农业劳动者的工资以攫取更多的剩余提供给工业部门)。这样,工业部门的工资才能保持不变,剩余由资本家获得。需要补充的是,笔者认为刘易斯持同样的观点,刘易斯指出如果农业劳动者没有土地,那么农业部门实际工资保持不变。[33]Weeks批判了这种自诩为价值中立的规范分析,指出这种工业化进程使所有剩余归为包括地主阶级和资本家的统治阶级精英,而仅仅将劳动抽象为用于增加产出的原料投入。[34]托达罗和Weeks都着眼于资本主义部门实际工资保持不变的假设,认为该假设不符合实际甚至别有用心。就中国实际情况而言,中国农业部门不是地主主导的农业经济,而是以家庭生产为主,这样费-拉尼斯的政治框架就不适用于中国。从中国发展实际来看,农业劳动力的商品化以及向城市和工商业的转移不仅没有减少农业剩余,反而促进了中国农业的发展。黄宗智指出,明清以来至少六个世纪,中国农业的发展都是来自耕地和单位面积劳动投入增加的总产量的增加,而非单位劳动产出或产值的增加,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他认为正是伴随非农经济的发展,食物消费结构出现转型,由以消费粮食为主转变为粮-肉、鱼-菜、果兼重模式,才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35],体现为人均产值的增加,使中国农业发展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内卷化趋势,是一场“隐性的农业革命”。[36]中国的农业革命不同于其他国家,转型的动力并非来源于使用机械化、科学育种和化肥,而是来自于高效投资体制下非农经济的迅速发展。由此可见,就中国而言,随着农业劳动力开始转移以及非农经济的发展,不论是按照费景汉-拉尼斯的标准计算人均产出(下图用农林牧渔总产值指数与农业劳动力人数的比值代表人均产出变化的趋势),还是按照刘易斯的标准计算农业部门平均收入,二者都是逐渐增加,不存在一个保持不变的阶段。因此,不管按照何种标准衡量农业部门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在刘易斯的框架内,工商业部门的实际工资就要相应提高。因此,从实际而言,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或者费-拉尼斯模式所谓的短缺点[37]就不复存在了。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15》,《中国统计年鉴2011》,农业劳动力人数=乡村从业人员-乡镇企业人员数-私营企业人员数-个体企业人员数,因为乡镇企业人数在2011年之后不再统计,因此图表数据只引用至2010年。
图5 1978-2010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指数与农业劳动力人数的比率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5》,《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3》,《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年鉴2015》
图6 1990-2014农村居民第一产业人均收入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比率

数据来源:转引自黄宗智、彭玉生:《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数据是根据农产品收益估算的劳均收入,针对3亿从业人员,而非5亿农村人口。
图7 1995-2030农牧渔业劳均净收入预测(2003年不变价格)
还有一个问题是实际工资与资本积累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对这个假设的坚持无非是要保证资本积累顺利进行,不过实际工资上升对资本积累的影响究竟是什么。首先,关于实际工资如何确定。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的模型中,第一个阶段两部门的工资都保持不变,他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劳动供给大于需求。笔者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确实提供了大量的劳动供给,但劳动需求却取决于资本积累,即大量的劳动供给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共同决定了实际工资。仅仅通过大量劳动力供给就推论实际工资不变的观点是片面的。在第二阶段,贸易条件不利导致资本主义部门实际工资上升,这同样忽略了资本积累对实际工资的影响。马克思在1865年《工资、价格和利润》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会引起工资平均水平的提高,反而导致平均水平的降低。[38]所以影响实际工资的劳动力供给和贸易条件不利等因素都应该置于资本积累的框架内进行考虑,仅仅根据其中一种因素来推断实际工资的变化是孤立和片面的。其次,关于实际工资如何影响资本积累。刘易斯理论和费-拉尼斯模式对工资如何影响资本积累的观点从某种程度而言是利润挤压论的变种。第一,正如以上所分析的,马克思早就批判了该理论,指出工资挤压利润的现象只有在特殊时期“快速积累与劳动力缺少”才会出现,剩余价值率不断上升是资本主义的正常趋势。工人提高工资只是为了应对生产规模、劳动生产力、劳动的价值、货币的价值、劳动时间长度和强度、市场价格变化等方面的变化。马克思说,“只看到工资的变动而忽视制约这些变动的其他一切变动,那你们就是根据一个错误的前提去得出错误的结论了”[39]第二,是实际工资上升阻碍了资本积累吗?孟捷认为工资挤压利润体现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矛盾,但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是密切不可分的,应该在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矛盾框架中分析利润下降和经济危机。[40]一方面工资上涨会促进剩余价值的实现。卡莱茨基称工资上涨不会引起利润向工资的明显转移,因为工资上涨引起的资本家消费和投资部类的损失可以由工资品部类的利润来平衡[41];另一方面剩余价值的实现存在固有矛盾,有时会反过来影响剩余价值的生产。布伦纳认为资本与资本的关系,即国际竞争,阻碍了剩余价值的实现。而斯威齐认为经济的主要矛盾在于消费不足导致的产能利用率下降,即并非是实际工资太高而是实际工资太低影响了剩余价值的实现进而影响了剩余价值的生产。由此而言,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和费-拉尼斯的短缺点存在重大的理论缺陷。
总结而言,在刘易斯以及费景汉和拉尼斯的理论中,资本主义部门工资保持不变到资本主义部门工资开始上升的转折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但从经验而言,他们认为资本主义部门工资保持不变取决于农业部门实际工资不变,而农业部门只有实行少数地主占有土地的大农场制才能保证农业劳动者工资不变。但在中国,这种政治框架并不适用。中国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部门人均产出和收入随着非农经济的发展而持续上升;从理论而言,他们分别从劳动供给和贸易条件的角度来论证实际工资不变和实际工资上升,没有将这些单一的因素纳入资本积累的框架,忽视了那些制约实际工资保持不变和上升的因素,因而难以发现实际工资下降资本主义的总趋势。所以并非工资挤压利润进而导致资本积累缓滞,恰恰相反消费不足导致的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是利润下降和危机的重要因素。所以,笔者从经验和理论两方面的分析证明刘易斯拐点存在巨大的局限性,直接通过测算刘易斯拐点来判断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缺乏严谨的学术考量。

(二)第二种新古典解释

对刘易斯理论进行新古典解释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将刘易斯理论简化为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因而农业劳动力会向城市和工商业转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自然路径,强调国家存在大量农业劳动力的初始条件,并忽视刘易斯对资本的经济剩余的分析。[42]
尽管这种解释存在重大缺陷,但它依然对国内外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蔡昉[43]、吴敬琏[44]几乎完全接受了对刘易斯的新古典解释,强调只有通过城市化实现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或者说城市工业部门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才能解决三农问题,实现经济发展。林毅夫等的比较优势理论与初始条件论有相似之处,将中国存在的大量农业劳动力视为比较优势,认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中大力发展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利用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45]国际学界在分析中苏改革差异时同样借鉴了这种解释。萨克斯和胡永泰认为中苏改革结果出现差异的关键也即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的关键在于中国存在大量农业劳动力,因为农业劳动力处于非国有部门面临硬预算约束,所以在具有更高劳动生产率的新部门出现的时候,农业劳动力会向这些新部门转移。[46]莱舍克•巴尔采洛维齐和马丁·赖泽尔几乎于同时在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相似的观点。[47]世界银行在1996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再次重复了这个论调。[48]他们强调中国经济转型的初试条件,尤其是中国存在大量农业劳动力。这点值得肯定,因为这的确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贯穿于中国经济改革,也在与其他因素的互动中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由此而低估甚至忽视中国改革的特殊体制和道路也让这种解释显得极为片面和武断。
很多学者批判了对刘易斯理论的新古典解释,斯蒂格利茨指出如果中苏改革的差异是因为两国初始条件即工业化水平和农业劳动力比重不同,那么为何初始条件与中国相似的国家(埃及、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日利亚)没有取得与中国相似的经济发展,而前苏联国家的经济表现为何不如初始条件与之相似的国家呢?[49]而且乔万尼•阿瑞吉指出,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不是唯一的劳动力来源。大量与生产生活资料部分分离的农民,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城市及郊区的失业人员相比,在吸引资本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有更大的优势吗?[50]张宇对持初始条件观点的学者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指出这种观点存在严重的逻辑混乱,因为新古典坚持理性人假设,资源配置是与具体的社会制度和历史环境无关的普适性现象,而在解释中国的改革时,又将其归因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这岂不是自相矛盾?他认为不能低估更不能夸大初始条件的作用[51],要将其纳入对制度严谨的整体结构和一般规律的分析中。[52]

四、对刘易斯理论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进行拓展,其共同特点就是深入并细化了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分析,为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一个更加现实主义的框架。

(一)拓展刘易斯推论一: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刘易斯推论一指出,劳动力会仅仅因为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更高从而出于理性选择向城市和工商业转移。但布伦纳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的转移是有条件的,受到三个变量的影响。其中第一个变量是劳动力的自由度和回应市场的潜在流动性。[53]只有劳动力摆脱奴隶制或农奴制,才有可能转移。在保证人身自由的前提下,只有直接生产者失去了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农业劳动力才会到城市寻找工业发展机会。笔者认为布伦纳提出的这个变量与马克思理论中劳动力商品化所需要的两个条件是一致的。他们都强调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对农民生产资料的剥夺是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工商业转移的决定性“推力”。蔡万焕在分析刘易斯理论基础的局限性时正确地强调了这一点,指出刘易斯忽视了农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化,刘易斯拐点实质上掩盖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54]
需要补充的是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实质也是激烈的阶级斗争过程。这是刘易斯认为“很难解决的问题”的答案,刘易斯承认“引致社会出现一个资本家阶级的原因是什么,对这个问题也许并没有一般性的回答”,他猜测道大多数国家是从国外请来资本家,而本地资本家的出现大概同某些新机会有关,以此含糊地避过了这个关键问题。[55]布伦纳接受并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第二种解释。经过大量的历史对比分析,布伦纳发现市场本身所不能诱发的阶级结构的转型,才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核心所在。一方面,由于中世纪后期农民的反抗,地主无力阻止农奴制的解体,废除了在封建主义社会中被认为是正常的强制性剩余榨取方式;另一方面,地主成功获得土地控制权,农民所有制出现困境而同样难以维持,从而开辟了一条土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被纳入积累对象的资本主义道路。就历史事实而言,西欧农民的反抗推翻了农奴制,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东欧的地主在阶级斗争中成功镇压了农民的反抗,维护了农奴制,陷入了周期性的马尔萨斯停滞。[56]这是根植于阶级冲突的产物,而非统治阶级计划的结果。[57]

(二)拓展刘易斯推论二:经济剩余用于再投资存在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

根据刘易斯推论二,经济剩余会用于再投资,再投资不断扩大劳动力雇佣从而促进农业劳动劳动力持续转移。刘易斯提出经济剩余用于再投资,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独有特征,很多政治经济学家都以此来区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生产关系。布伦纳提出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第三个变量是剩余是用于消费还是积累和创新。只有当剥削者和直接生产者与基本生产资料分离即依赖产品在市场的销售获取生存资料时,市场才能施加压力使剩余用于积累和创新,而非用于消费。因此经济剩余用于再投资并且能扩大雇佣劳动量只是经济剩余的其中一种可能的利用方式,而且这种利用方式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巴兰也同样认为,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关系结构的根本性变迁,意味着经济剩余的规模和利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他强调了社会经济秩序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一是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使企业家不断改进生产方法,促进技术进步,以提高产量、促使产品多样化。而封建时期的领主和富人主要将剩余用于消费享乐;二是工人之间的竞争使工资维持在生存工资,避免侵蚀利润,而且非生产性工人的存在有助于经济剩余的产生。封建社会领主供养了大量不生产的奴仆;三是资本主义时代政府对资本形成的干预行为减少,这与封建政府的腐败低效形成对比。[58]
不过刘易斯忽略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剩余用于投资活动存在重大障碍和矛盾。剩余的吸收问题最早由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提出。这些矛盾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与剩余价值的生产有关的矛盾。大卫·哈维指出顺利开展再投资活动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资本家立即将赚取的货币投入流通。但经济周期的存在,尤其是经济形势下滑的时候,资本家更愿意持有货币而非购买生产资料,这可能会导致“流动性陷阱问题”;二是过去的生产过剩与当前的投资存在时滞,即资本周转过程中需要信用体系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三是资本家吸收的信用货币必须用于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但资本家可以选择扩大生产规模,也可以进行其他资产投资活动,比如股票、股权、房地产、艺术品或投机公司的股份。[59];二是与剩余价值实现有关的矛盾。主要是消费不足,这是贯穿资本主义的矛盾;三是既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也与剩余价值的实现有关的矛盾。首先,资本的食租者阶层(开发商,建筑商,金融等)或寄生阶层过渡压榨工业资本。其次,巴兰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的自动调节并不能为经济剩余的投资创造出路,垄断资本既不愿意对竞争性行业进行投资,也拒绝在不危害垄断利益的前提下发展新行业(风险太高)。最后是凯恩斯指出的信心和信念不足,既包括对经济的信心不足,也指货币和信用体系体系爆发小规模或大规模危机,对其失去信心。此外,即使经济剩余经历诸多矛盾用于投资活动,也可能用于劳动节约型的资本设备,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相对地减少劳动力雇佣。[60]
既然资本积累存在诸多矛盾,政府为了依靠税收来保证财政、依靠较高的就业率来获取政治支持、依靠经济增长来维护社会秩序,就需要良性的资本积累。因此,政府会提供各种条件刺激利润投资率,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61]即政府成为解决资本积累的矛盾的主要力量。巴兰认为需要更多有意的外部推动——政府来促进经济剩余的吸收。巴兰指出面对总需求小于充分就业条件下的总产出,政府有五种不同的可能选择(或者某种组合):一是容许失业任意发展以使总产出与有效需求相适应。但巴兰认为该方案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整个社会和资产阶级都不会接受;二是缩短工作时以削减产量,但对单个企业而言,缩短工作时间意味着利润减少,因此与资产阶级利益相冲突;三是既然削减产出不可能,政府可以通过补助个人和公共的特殊消费以使总需求和总产出平衡。巴兰指出,除非在严重危机下,否则这种大规模给予个人的消费等同于不劳而获,违背了资本主义精神;四是投资于生产性设施,用以提高产出的总利用以使其达到充分就业的总供给水平。但巴兰尖锐地指出这种支出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禁忌;五是政府支出既不用于个人和公共消费,也不用于生产性投资,而是用于非生产性目的,比如在政治和军事上支撑垄断型行业的扩张。垄断资本主义可以借助政府的支持打破国际收支平衡的限制(政府为进口国家提供贷款和补助金),也可以在政府帮助下(必要情况可以动用军事力量)克服外国投资障碍。政府的支持提高了垄断厂商在应对对外经济困难的能力。巴兰注意到这种帝国主义政策不仅有益于垄断行业的资产阶级,而且影响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根据巴兰的分析,政府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是吸收经济剩余的重要手段。除了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外,哈维提出资本积累和国家权力通过塑造资本的地理景观,即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来吸收剩余,城市化已经成为吸收过剩资本的一个重要途径。其中强劲的金融体系和国家-金融节[62]的创新是过剩资本参与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条件。在国家权力和金融创新的支持下,大量的过剩流动性进入了城市化进程和世界各地环境改造的各个领域。[63]虽然新环境的塑造和新城市的建立吸收了大量过剩资本,但资本循环的矛盾依然存在,而且通过长期贷款投资城市化而活动可能演变为危机的导火索。此外,通过城市化吸收过剩资本意味着政府放松对土地市场的控制、强制拆迁、征用土地、允许房地产市场投机活动,这不仅改变了原有的自然环境,使人们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而且剥夺了社会底层。更重要的是,城市化促进了剩余在资本之间的再分配,通过地域的扩张,食租者阶层(包括土地所有者,开发商,建筑商,金融从业者等)在解决过剩资本吸收问题的同时,提升了自己的阶级地位,而工业资本日益被榨取租金的资本所压榨。[64]

(三)拓展刘易斯推论三:分层的劳动力市场与国际产业分工

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会充分利用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异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将工人阶级划分为不同的群体,比如性别、种族和宗教歧视。这并非市场不完全的表现,而恰恰是市场的内生结果。爱德华兹在《充满斗争的领域》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分为等级制的。比如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前者指核心大企业的劳动市场,劳动者具有较高的技能、收入较高且工作相对稳定;后者指边缘企业的劳动市场,劳动者几乎没有技能、收入较低且工作相对不稳定。一级市场又分为独立的一级市场和从属的一级市场,前者指核心企业的专业工作、管理工作和技术工作,后者指核心企业中的蓝领工人白领雇员。劳动力的等机制是分化工人阶级的主要手段。[65]以鲍尔斯为代表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SSA)持相似的观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对不同特定集团的歧视加剧了工人之间的分裂,从而削弱了工人的谈判力量,阻止其通过工会要求更高的工资和更低的劳动强度。而且大公司通过对劳动过程的进一步细分,将一级市场分为独立和从属的劳动力市场,强化了科层制在组织的作用,加强了资本对劳动市场的控制。[66]
在全球化背景下,从纵向来看,各个国家在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地位影响了其劳动力市场的等级制。沃勒斯坦提出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理论来分析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而这种关系离不开大型跨国企业,因此对应在企业层次上,中心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大量核心企业,在技术、知识产权方面具有主导权,其员工对应于一级市场。而处于外围国家的依赖于核心企业的各层次供应商采取标准化福特制的劳动过程,其员工往往从事非全日、低工资还没有保障的工作。[67]从横向来看,过剩资本为了寻求新的资本积累空间而不断进行地域扩张,世界已经形成多个资本积累中心。这就是哈维所说的时空修复,不过通过地域发展不均衡对资本积累体系进行的修复只能是暂时的,因为资本积累的矛盾没有被解决而是不断被转移。各个资本积累中心之间不断竞争,或者使最弱者陷入局部贬值危机,或者导致地区或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斗争,如贸易战争、货币战争和资源战争。二者都试图将地区的贬值和资本毁灭危机转移到其它地区[68],可能导致大量失业,使较弱一方的经济陷入毁灭性停滞。

(四)构建政治经济学的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以及之后的拉尼斯和费景汉都认为工资上涨是阻碍资本积累进而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决定因素,将资本主义部门工资不变到工资上升的转折点称为刘易斯拐点。笔者在上述分析中虽然批判了这种观点不合理的一面,但认为刘易斯拐点与政治经济学存在沟通的空间。在刘易斯的理论中,工资由不变到上升意味着资本积累速度的放缓或停滞。因此如果抛开新古典解释对刘易斯拐点的解读(仅仅将其视为工资变化的转折点),笔者认为刘易斯拐点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而言,意味着资本积累出现了拐点,且这种拐点意味着资本积累的变化影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具体而言,刘易斯拐点与资本积累的关系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工资上涨阻碍了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由快变慢甚至停滞,出现拐点;二是资本积累速度的放缓甚至停滞导致劳动力吸收的减少。就第一点而言,上述分析中已经提到,工资上涨只是从剩余价值生产的角度阻碍资本积累的其中一个因素,还有剩余价值生产的其他因素以及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使资本激励放缓甚至停滞,而且即使资本积累加速也不一定增加劳动力的吸收。就第二点而言,刘易斯模型关注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将资本积累的影响聚焦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收。根据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存在大量失业劳动力(不仅限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常态,笔者认为资本积累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可以扩展至对吸收一般劳动力的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构建政治经济学的刘易斯拐点,将政治经济学的刘易斯拐点定义为导致劳动力吸收状况恶化的低效资本积累体制的起点以及不促进劳动力吸收状况优化的高效资本积累体制的起点。第一,刘易斯拐点只看到资本积累缓滞会导致劳动力吸收状况的恶化,忽视了资本积累加速也可能导致劳动力吸收状况的恶化;第二,关于导致劳动力吸收状况恶化的低效资本积累体制的起点,对应于刘易斯拐点的两层含义,它同样有两层含义:一是由剩余价值的生产或剩余价值的实现或二者结合起来的矛盾(不限于刘易斯拐点中的工资上涨)导致资本积累体制相对低效。二是这样低效的资本积累体制导致劳动力吸收状况的恶化,不限于刘易斯拐点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分析,这不仅包括劳动者雇用数量的减少,也包括劳动者就业状况(包括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层、工资和待遇)的恶化。低效的资本积累体制一般都导致了劳动力吸收状况的恶化,因为在低效的资本积累体制主导的时期,资本往往通过重塑劳资关系来提高利润率,比如新自由主义时期;第三,关于不促进劳动力吸收状况优化的高效资本积累体制的起点,对应于刘易斯拐点的两层含义,它同样有两层含义:一是整个资本积累体制有效地促进了资本积累,形成了高效的资本积累体制。二是这样高效的资本积累体制并没有优化劳动力的吸收状况,包括劳动者雇用数量的增加,也包括劳动者就业状况(包括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层、工资和待遇)的优化。
因此,我们可以将资本积累的转折点或资本积累体制的起点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经济学的刘易斯拐点,另一类是非政治经济学的刘易斯拐点,包括促进了劳动力吸收优化的低效资本积累体制的起点(现实中几乎不可能),以及促进了劳动力吸收的优化的高效资本积累体制的起点。

五、运用政治经济学拓展的刘易斯模型分析中国经济转型

(一)、劳动力的商品化伴随半无产阶级化

相比于刘易斯的理性人选择,政治经济学更强调劳动力无产阶级化是劳动力商品化的关键条件。在中国政府允许人们自由进城[69]以后,中国劳动力经历了商品化与半无产阶级化的过程。
学者早已指出劳动力的商品化不必依赖于彻底的无产阶级化,而且往往与半无产阶级化相联系。[70]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半无产阶级化不仅不与资本积累矛盾,而且资本积累对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乃至非自由劳动存在结构性依赖。[71]孟捷和李怡乐总结说劳动力商品化的直接原因是劳动力再生产对市场的依赖,正是因为劳动者日益依赖市场来获得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才导致了劳动力商品化。只有打破直接生产者对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他们才会寻找工业就业的机会。中国的改革就体现了劳动力的商品化和劳动者的半无产阶级化是相容的。虽然中国通过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避免了大多数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但农村人均耕地减少,家庭经营收入下降,而且1985年以来国家一些具体政策和制度增加了农民的货币需求[72],二者的矛盾推动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73]
总结而言,劳动力的商品化不一定要求劳动者无产阶级化,劳动者再生产对市场的依赖是劳动力商品化的必要条件。黄宗智的分析表明,明清以来至少六个世纪中,中国的农业呈内卷化发展,即在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的情况下追求总量的增长,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可见当时虽然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依然很高,但是并没有出现大量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这主要是因为劳动者可以通过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棉纺织业作为副业和家庭农场相结合)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74]
劳动力的商品化,即劳动者再生产对市场的依赖迫使农业劳动者向城市和工商业转移。而劳动力的半无产阶级化影响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方式。一是资本积累利用劳动力的半无产阶级化使其一部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留在农村,从而维持了劳动力的低工资,即资本为农业劳动力提供的工资并不足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农业收入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补充。劳动力的半无产阶级化为资本积累提供了低成本优势。二是从动态角度而言,劳动力半无产阶级成为周期性经济危机中经济软着陆的重要基础。劳动力商品化与半无产阶级化的结合降低了资本积累成本,但也形成国内需求不足、经济发展依赖外需的积累方式。因此周期性危机期间国际市场的波动将迅速影响劳动力市场,大量农业劳动力遭受周期性失业而返回农村。转移至城市和工商业的农业劳动力因此具有强烈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75]从这种转移方式的特征来看,即使工商业部门吸收了全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这在现实中并不可能),中国依然没有完成城市化进程。从这个角度而言,那些利用人口指标(城镇人口或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或土地利用指标来测算城市化水平的研究因为忽略了这种转移方式的特征而并不能真正代表城市化水平,他们测算的只是城市区域人口或土地的比例,无法表明这片区域的劳动者是否能够在城市顺利就业和舒适生活,后者才是城市化的关键。

(二)、中国的高效投资体制与剩余的吸收

本文指出,中国的资本积累和创新集中体现了政治和经济、国家和市场[76]以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合二为一性。
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依赖高投资是不争的事实,1980-2010年中国投资的年均增速为14.71%,超过了GDP增速,投资占GDP的比重也超过了发达国家,可谓是投资依赖型经济增长方式。[77]国际市场的超强购买力成为投资的有利条件,而中国选择的改革道路实质上是在有利的国际背景下确立了高效的投资体制。中国的投资体制有以下两个主要特点:
一是从市场运行体制而言,中国形成了三维市场体制[78],不同于一般市场体制,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投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安德鲁·瓦尔德(Andrew Walder)[79]、钱颖一[80]、张五常[81]都强调了地方政府的竞争性,史正富将其总结为:有动力,自大包干和分税制以后,企业收入按照一定规则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共享,这部分收入对地方政府不仅是税收,更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租。温铁军甚至将各级政府扩张财产收益的行为成为政府的资本原始积累[82];有压力,地方政府纵向看是层级体系,横向看是竞争体系。正如黄宗智所说,中国共产党高度集中的干部委任和纪律体系促发了地方政府的分权竞争[83];有资源,除了国有企业资产以外,土地开发实现土地增值,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能力,干中学,干部发展经济能力不断提高。[84]具体而言,为了扩大税基,地方政府建设了各类工业开发区,大规模招商引资,开启了以土地开发为基础的“空间城市化大跃进。[85]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吸引投资商不惜开展“竞次性”恶性竞争,为制造业投资商提供低价土地和基础设施,并降低劳动保护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来配合土地城市化进程。黄宗智称其为地方政府的非正规实践,指出这是中国能够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招引更多外资的重要秘诀。[86]20世纪末21世纪初,诸多地方政府通过降低土地价格来争取工业发展。这种行为不仅是为了获得制造业增值税,而且是希望通过制造业发展提高商住用地出让金收入。因此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往往通过招、拍、挂方式高价出售商住用地,将高地价转嫁给本地的消费者,从而提高了预算内(制造业和服务业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土地出让金收入)。[87]
需要补充的是,在分税制改革以前,乡镇和村级政府推动的乡村工业化也是政府主导下高效投资的一部分。1985-1995年间[88],因为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地方政府是乡镇企业的模糊的所有者,分享企业部分剩余。因此地方政府有激励为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并在贷款申请、生产许可证发放、土地使用权审批方面为企业提供支持和帮助。在这一期间,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吸收了大量农业劳动力,增加社区公共福利。[89]随着集体企业推行股份制改革,集体企业追求资本增密、排斥劳动,无法发挥以工补农的作用。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图8 1989-2014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现价美元)
二是从微观投资主体而言,中国形成了“三元结构”[90]。民营企业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和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异军突起同时进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元市场主体投资体制。
从宏观而言,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和平稳发展,而且使中国避免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麦金农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存在以下特征:一是税收体制隐形,财政收入等同于企业经济剩余,因此市场化改革弱化了国家筹集税收的能力,导致政府财政赤字;二是货币体系无息,这样市场化启动以后,如果取消价格控制,关键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价格将会暴涨。因此麦金农建议市场化改革初期,应对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实行有差异化的金融、财政和价格控制。中国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采取差别化的企业财务安排,一定程度上避免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与之相伴随的寻租、社会恐慌和道德败坏等问题。[91]从微观而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行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自生能力。林毅夫认为转型国家存在企业自生能力不足的问题,如果过快开放市场的同时政府不进行适当控制,会导致这些企业在竞争环境下无法生存,大量破产,这是休克疗法失败的重要原因。[92]笔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正是针对不同自生能力的企业采取了不同措施,国有企业私有化并非关键,而是引入大量非国有部门的同时促进国有部门的改革和发展。中国转型通过采用双轨制,使私人企业能够进入一些生产部门,同时对国有企业适当扶持,保证其能够维持生存。在私有企业的竞争压力下,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受到激励逐渐以市场和利润为导向,其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协作方式日益趋同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增强了企业自生能力。[93]正因为此,双轨制改革对中国改革的成就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张宇所说,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是强制性改革与诱致性改革相结合,分步推进与整体转变相结合,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推进相结合的结果。[94]
虽然中国经济体制中国有和私有的二元性更加突出,但不能忽视集体企业作为三元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上文分析,1985-1995年间,乡镇企业发展迅速,成为国有企业改革深化过程中突出的“增量改革力量”[95],为当时吸收农业劳动力、维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做出了重大贡献。据统计,1978-1997年间,农村集体部门的工业化年均增长率高达19.3%,至1997年其生产总值超过国有企业20%,吸收劳动力总数达1.29亿人。[96]虽然2005年股份制改革以后,集体企业迅速减少,不过当今农村依然存在相当数量的集体经济,是促进农业纵向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力量。[9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9 1985、1990、1995、1999中国各类所有制企业的数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10 1985、1990、1995、1999中国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工业企业产出
三中国高效的投资体制从短期而言促进了对经济剩余的吸收,但从长期而言其固有的结构性因素可能反过来起阻碍作用。[98]一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作为市场以外的力量结合金融资本和金融创新对剩余的吸收具有双重作用。不同于巴兰理论中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主要依赖于帝国主义政策为过剩资本寻找出路,中国政府主要通过投资于生产性设施,以及哈维所说的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资本积累,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地方融资平台,积累了大量地方债务。尤其是危机时期政府更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为了弥补出口的损失,投资数十亿美元用于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建造更多城市的方法吸收剩余资本和劳动力。[99]不过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通过土地征用和拆迁、土地拍卖和允许房地产市场投机等助长了食租资本或寄生阶层(开发商,建筑商,金融)的力量,压制了工业资本和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而刺激资本流向租金榨取的领域,阻碍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进而将加剧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因此从长期而言将会增加中国经济的风险和不稳定性,阻碍剩余的吸收和资本积累。二从全球化角度而言,中国处于全球产业分工的低端,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缺乏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品牌。因此,中国高效的投资体制使很大一部分投资集中于依赖廉价劳动力、土地和自然环境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更加助长了这个问题。从短期而言,这样的投资的确有利于吸收剩余、促进剩余价值的生产。但从长期而言,这些处于国际分工外围的资本因为不平等的国际交换而难以完全实现其剩余价值,不同资本之间主要依靠降低价格的竞争进一步增加了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100],从而不利于长期剩余价值的生产,阻碍剩余的吸收。三正如上一部分对劳动力商品化和接下来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中国的高效投资建立在对劳动力半无产阶级化的结构性依赖和分层的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上,廉价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吸引了大量外资和国内投资。不过,劳动力不同于其他投入的生产要素,它既参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参与剩余价值的实现。在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的国际背景下,经济的持续发展将更加倚重于国内市场,但劳动力的低工资、低水平社会保障或缺乏社会保障以及生产和再生产空间的分离的影响将通过有效需求不足、难以促进剩余价值实现的机制反馈至经济发展。

(三)、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及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影响

诸多学者[101]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主要因为户籍制度和性别的因素存在分割。户口是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或者就业歧视使外来劳动力及女性劳动力主要在非正规部门就业,非正规部门的收入较低且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和福利。黄宗智的研究表明如果将农业人口纳入非正规就业的范畴,中国整个非正规经济占所有就业人员的85%。[102]需要指出的是学者通过证实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来说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存在问题,进而建议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健全用工制度、缩小教育差距等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问题在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不是劳动力市场的问题,恰是劳动力市场固有的内生性质,试图用外生因素来解决一种内生性质是不现实的。问题不在于用外生的另一种不平等来解释和解决内生的一种不平等,而在于这一系列的不平等如何被塑造出来。[103]正如第四节第三部分的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诸多不平等根源于资本积累体制和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104]
全球资本主义进入后福特制生产以来,劳动过程中恢复技能和去技能化的趋势并存。前者主要适用于核心部门具有功能弹性的工人,后者用于外围部门具有数量弹性的工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劳动力、土地等廉价的生产要素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地位表现在企业层面上就是中国的诸多企业在国际分工中主要依赖劳动力丰富而廉价的优势,处于外围和从属的地位,建立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重要条件。劳动力市场在空间范围内完成重组。
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分工进一步影响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为了建立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拥有大量数量弹性的工人,资本积累有意制造了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以及劳动力市场其他形式的歧视,除了可以降低积累成本和解雇成本以外,还可以通过强化半无产阶级化的农业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之间的身份差异制造工人的分化,进而弱化工人的组织力量,使资本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的方式来获取绝对剩余价值成为可能。学者的经验研究表明,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加剧了劳动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弱势地位,使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进一步失衡。[105]中国庞大的非正规就业人口及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地方政府的竞争下,反过来影响了中国的投资和吸收外资,从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位置。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并没有从两部门经济转变为单部门经济、形成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刘易斯基于均衡思想的推论并不符合现实。

(四)、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刘易斯拐点分析中国经济发展

目前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本积累体制的研究较少,本文引用黎贵才和卢荻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资本积累体制:一是1979-1989年间,以资本广化和劳动密集为特征。这一时期,经济以公有制部门为主导,收入分配相对平均,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消费诱导投资,增加整体有效需求,既促进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也提高了工业部门生产率;二是90年代以来至2014年,以资本深化和资本技术密集为特征。这一阶段的改革削弱了收入分配的平均化程度,投资需求取代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重工业和投资业的比重持续上升。[106]正如上述分析的,可以说,这两个阶段的积累体制都相当高效,但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截然不同。仅从劳动力吸收的数量而言,在第一种积累体制下,就业增长率快于劳动增长率或基本与劳动增长率持平(参见下图),资本积累对劳动者的需求强劲。在第二种积累体制下,就业增长率慢于劳动增长率(参见下图),资本积累创造就业的能力降低。根据上述对政治经济学刘易斯拐点的定义,我们可以粗略地将1990年视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刘易斯拐点,它是第二种高效积累体制的起点,而这种积累体制从吸收劳动者数量而言恶化了劳动者的吸收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5》(因1990年数据异常,所以在图表中不予显示)。劳动增长率指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年增长率。
图11 1979-2014中国劳动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
这部分的分析是非常粗略的,需要进一步深化对中国资本积累体制的分析以及不同资本积累体制对劳动者就业和待遇的影响。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金融化问题,世界市场为中国经济提供的有效需求减小,积累体制在这一阶段的新特征需要深入分析。在这样的基础上,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刘易斯拐点的概念来区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并据此来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六、总结

本文通过分析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发现刘易斯理论具有双重性:既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假设和一些零散的观点,也体现了新古典范式的影响。这种双重性对刘易斯模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使刘易斯模型毁誉参半。刘易斯模型不同于与其同时期的其他经济发展理论,他将目光投向发展中国家,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拉尼斯赞扬他是发展经济学绕不开的存在。同时,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也成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批判二元经济论的焦点[107],二元经济论长期不被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接受[108]
二使刘易斯模型科学性与局限性并存。刘易斯模型借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在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资本积累和剩余使用,这体现了刘易斯对经济史的了解和现实世界的关注,使其理论比库兹涅茨和舒尔茨等更加深刻。不过,刘易斯理论也存在局限性,尤其是它忽视了对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入分析,使刘易斯在进行推论的时候不免会倚重于理性人假设和均衡状态的思想,从而难以揭示生产关系和制度的动态变化如何调节了劳动力转移进程,以及如何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三为后来学者对刘易斯理论进行不同解读预留了空间。刘易斯理论存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双重思想,有学者对刘易斯理论进行了新古典的解释,虽然使刘易斯模型更加精巧规范,但是却并没有超越刘易斯对资本积累的分析,依然强调真实工资上升对资本积累的决定影响。还有一部分学者直接忽略了资本积累和剩余的使用,将刘易斯模型简化为存在大量农业劳动力的初始条件。总体而言,对刘易斯理论的新古典解释并没有超越刘易斯的分析,甚至还存在重大的退步;另外有学者对刘易斯理论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解释,从四个方面拓展了刘易斯的理论:(1)劳动力并非仅仅因为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更高从而出于理性选择向城市和工商业转移。劳动力摆脱农奴制或奴隶制从而具有人身自由,并且失去生产资料是劳动力商品化、向城市和工商业转移的前提条件。这个过程伴随着激烈的阶级斗争;(2)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剩余用于投资活动存在重大障碍和矛盾。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积累的重要障碍。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不能为剩余的投资创造出路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成为吸收剩余的重要途径;(3)刘易斯认为随着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力具有稀缺性,和资本主义部门劳动力的工资相等。这种均衡只是一种想象,刘易斯第二个拐点拐点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会充分利用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异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从而形成分层的劳动力市场。而且在国际产业分工背景下,从纵向来看,各个国家在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地位影响了其劳动力市场的等级制。从横向来看,过剩资本不断进行地域扩张进行时空修复,每一次资本外逃都伴随着资本流出区的经济衰退和失业,并且不同资本积累中心的竞争将导致较弱地区的经济危机和失业;(4)笔者结合政治经济学对刘易斯理论的拓展,构建了政治经济学的刘易斯拐点,将其定义为导致劳动力吸收状况恶化的低效资本积累体制的起点以及不促进劳动力吸收状况优化的高效资本积累体制的起点,刘易斯理论中实际工资上升导致的资本积累缓滞阻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只是其中一种特殊情况。因此,从总体而言,对刘易斯的政治经济学解释紧紧围绕刘易斯强调的资本积累,通过生产关系和制度分析深化和拓展了刘易斯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
笔者运用政治经济学拓展的刘易斯理论框架分析了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发现:一中国的劳动力商品化进程不是伴随着无产阶级化而是伴随着半无产阶级化过程,劳动力再生产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在国家相关制度及政策影响下不断提高,推动了劳动力的商品化。而资本积累利用劳动力的半无产阶级化将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空间分离,系统地压低了劳动力的工资。而且周期性危机期间国际市场的波动将迅速影响劳动力市场,大量农业劳动力遭受周期性失业而返回农村;二中国形成了高效的投资体制,其主要特征为三维市场体制和三元市场结构。高效的投资体制虽然从短期而言有利于吸收剩余的资本和劳动力,但其固有的结构因素可能使其在长期内阻碍资本积累和剩余的吸收;三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诸多不平等根源于资本积累体制和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地位表现在企业层面上就是中国的诸多企业处于外围和从属的地位,建立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重要条件。为此,资本积累有意制造了半无产阶级化的工人以及劳动力市场其他形式的歧视,这使资本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的方式来获取绝对剩余价值成为可能;四90年代以来,中国高效的资本积累体制创造就业的能力下降,1990年可以粗略地定义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刘易斯拐点。这四个特征实质是不可分割的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它们共同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同时也成为社会经济矛盾的根源。劳动力商品化过程出现了劳动力收入低、缺乏社会保障以及生产和再生产空间分离的问题;高效的投资体制衍生了重复建设和过剩产能、房价泡沫化、环境污染、劳动者缺乏保护和地方债务问题,企业竞争机制加剧了劳动力缺乏保护和就业岗位减少问题;分层的劳动力市场加剧了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位置导致恶性竞争、环境污染和压低劳动者工资等问题。这些问题相互叠加,其中一个最显著的后果就是产生了大规模非正规经济和非正规就业[109],影响了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所以,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不仅受到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影响,也是该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结果。
新时期经济的发展不仅要解决上一阶段积累的问题,同时也要寻找下一个阶段的发展动力。从劳动力商品化而言,上一阶段的非正规就业人口需要逐步整合到正规就业中,同时新一阶段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更高,要保证其充分就业。这两个方面都需要对投资结构和投资体制进行相应的调整,逐步改变其固有的阻碍长期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从三维市场体制而言,首先要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改革官员考核制度,将就业率、公共福利、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作为考核指标纳入考核体系;其次支撑地方政府通过竞次性竞争招商引资的系列制度需要进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制度改革,通过改革征地制度、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制度和配套财税制度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收益权利,防止新一轮圈地运动[110];同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户籍制度,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城乡社会保障水平。从三元市场结构而言,上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建立在发达国家转移落后产能的基础上,而这一阶段随着中国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国内资本有外移趋势。而且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条件下,私人向实体经济的投资有减少趋势。因此投资结构的调整需要国有投资的增加,不仅要增加国有企业投资,而且要增加宏观战略投资,即史正富所说的“双轨投资”[111]。同时不能忽略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从国际产业分工和劳动力市场而言,重视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增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的地位。总之,不仅要实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协作,而且要持续提高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协作的水平和质量。只有这样,才能既促进现阶段经济发展,又能解决上一阶段积累的社会经济问题,从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1] 感谢孟捷老师在本文写作和修改时给予的悉心指导。感谢何自力老师、李帮喜老师和齐昊老师对本文提出有益的建议。
[2]这三次灾难分别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经历失去的十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二世界国家(前苏联)经历总体危机;在20世纪末,东亚经济和金融危机。参见卢荻:《东亚发展主义之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2年1卷1期
[3] 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countries/CN-RU?display=default
[4] 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学者指出要更加关注全要素生产率和需求对经济的拉动。蔡昉,都阳:《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9期。认为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的学者指出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要依靠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增长。孙自铎:《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了吗——兼论经济增长与人口红利说》,《经济学家》,2008年1月
[5] 二战后发展经济学兴起以后,除了刘易斯以外,很多经济学家例如缪尔达尔(提出循环累积因果论)和托达罗(提出托达罗模型)等都同意新古典理论或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对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作用不大。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0-24页
[6] 讽刺的是,刘易斯没有认识到最低工资可以获得无限劳动力供给的假设,在马克思的理论里恰恰是适用于分析英国等典型资本主义国家。
[7] 阿瑟·刘易斯编著:《二元经济论》,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页
[8] 资本主义部门和非资本主义部门也被称为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本文认为资本主义部门和非资本主义部门更贴切地表达了二元经济论的理论内涵,即二元经济在于生产组织原则的不同,而不在于生产商品的不同。拉尼斯和费景汉同样强调了这一点,认为两部门并非对应于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而在于两部门的组织原则不同,资本主义部门通过雇用劳动力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非资本主义部门以家庭为决策单位,并非纯粹的经济联系。
[9]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6-13页
[10] 拉尼斯和费景汉将第一个转折点称为刘易斯拐点,资本主义部门的实际工资因为农业部门产量下降、农产品价格上涨开始上升。而刘易斯认为第一个转折点的到来是因为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农民平均收入提高。而且刘易斯更强调第二个转折点,他认为经过第二个转折点后,经济进入新古典的单一状态。实际上,拉尼斯和费景汉首先区分了两个拐点,刘易斯在之后对这两个拐点进行了确认,尽管刘易斯对费景汉以及拉尼斯的观点并不完全认同。
[11] 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12-124页
[12] John Week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bor transfer. Science & Society, Vol. 35, No. 4 (Winter, 1971), pp. 463-480
[13] 吴垠和蔡万焕都指出刘易斯的劳动无限供给理论和产业后备军理论存在本质差异。参见吴垠:《刘易斯拐点——基于马克思产业后备军模型的解析与现实意义》,《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0期。蔡万焕:《论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经济的实用性》,《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3期
[14] 青木昌彦认为刘易斯理论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的综合过于机械,因此选择了库兹涅茨的理论来说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拉尼斯认为刘易斯理论遵循了库兹涅茨的传统。Aoki, M. 2011. The Five-Phas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China and Japan. ADBI Working Paper 340. Tokyo: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Ranis G.“Arthur Lewis's contribution to development thinking and policy”,Manchester school,Vol 72, No. 6 December.2004,pp.712-723.
[15] Simon Kuznets.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II.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 Labor For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5, No. 4, Supplement (Jul., 1957), pp. 1-111
[16] 库兹涅茨推测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早期,收入不平等扩大;之后保持稳定;在后一个阶段收入不平等缩小
[17] Simon Kuznet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ume45, Issue 1(Mar.,1955), pp1-28
[18] 西奥多·W·舒尔茨著,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2-93页,第125-148页
[19] W.W. Rostow. The take-off into self-sustained growth.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66, No.261(Mar., 1956), 25-48
[20] 不过托达罗进而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超过了城市和服务业吸收这些劳动力的能力,将人口的迁移视为是引起城市膨胀和高失业率的主要因素,加剧了城乡经济结构的不平衡。这说明他仅考虑农业劳动力供给对城市就业的不利影响,忽视了资本积累对农业转移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参见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03-104页,第347页
[21]蔡昉对刘易斯这一观点进行进一步发挥,将人类经济增长史分为四个阶段: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刘易斯二元经济增长、刘易斯转折点和索洛新古典增长。参见蔡昉:《二元经济作为一个发展阶段的形成过程》,《经济研究》,2015年第3期
[22] Aoki, M. 2011. The Five-Phas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China and Japan. ADBI Working Paper 340. Tokyo: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
[23] 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上)》,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3年,第58-63页
[24]一些学者认为斯密的劳动者供求理论类似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是不合理的。比如蔡昉在分析二元经济论的古典经济学假设时指出,经济发展的需求使劳动者工资高于生存水平,刺激了人口增长,劳动力供给增加,进而抑制了工资继续提高直至将其压低到低于生存水平才能保证利润。作者没有考虑到即使人口增长使劳动者需求增加,如果此时经济发展更加迅速从而需求劳动力更多,那么劳动力不是过剩反而是供给不足。参见蔡昉:《二元经济作为一个发展阶段的形成过程》,《经济研究》,2015年第3期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65页
[2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参见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和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27] 阿瑟·刘易斯编著:《二元经济论》,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2-33页
[28] 陈广汉:《费-拉尼斯二元结构模式述评》,《世界经济研究》,1988年05期
[29]阿瑟·刘易斯编著:《二元经济论》,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0页
[30] Gustav Ranis and JohnC. H. Fei.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1, No.4(Sep.,1961), pp.533-565.龚建平:《费景汉和拉尼斯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式的批评》,《求索》,2003年1月
[31] 拉尼斯和费景汉:《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与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169-171页。陈广汉:《费-拉尼斯二元结构模式述评》,《世界经济研究》,1988年05期
[32] 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04页
[33] 阿瑟·刘易斯编著:《二元经济论》,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19页
[34] John Week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bor transfer. Science & Society, Vol. 35, No. 4 (Winter, 1971), pp. 463-480
[35] 英国是借用畜力和机械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日本、韩国和台湾通过科学选种和化肥提高劳动生产率。
[36]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74-75页
[37]费-拉尼斯模式中的刘易斯拐点与刘易斯模式中的刘易斯拐点并不完全相同,在刘易斯模式中,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农业收入增加,进而引起资本主义部门实际工资上升,即刘易斯模式中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意味着非资本主义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都由保持不变开始上升。在费-拉尼斯模式中,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农业产出下降,农产品价格上升,引起资本主义部门实际工资上升,但这时制度工资保持不变,因为此时边际产品依然小于平均产出。
[38]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5页
[39]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
[40] 孟捷:《从再生产图式看剩余价值实现危机——兼论解释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的几种范式》,《当代经济研究》,1998年第2期。孟捷等:《社会经济在中国(上)》,《开放时代》,2012年1期
[41] 福斯特著,刘顺、胡涵锦译:《马克思、卡莱茨基与社会主义策略》,《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3期
[42] 蔡昉:《二元经济作为一个发展阶段的形成过程》,《经济研究》,2015年第3期
[43] 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44]转引自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开放时代》,2009年2月
[45] 林毅夫,蔡昉,李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05期
[46] Sachs, Jeffrey and Wing Thye Woo,“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Economic policy ,vol.9,no.18 (April.1994),pp.101-145.
[47]除了工业化水平低、农业劳动力比重比较大,他们都提到了宏观经济相对平衡、华人华侨数量庞大等其他初始条件。参见Balcerowicz L, “Common Fallacies in the Debate on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Economic Policy,vol.9,no.19(Dec.1994),pp.18-50. Raiser M,“Lessons for whom, from whom?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in China and Central Eastern Europe compared”,Kiel working paper,no.630(May 1994)
[48] 转引自卢荻:《面对全球化的制度变革和后进发展——中国经济转型的分析和阐释》,《政治经济学评论》,2005年1卷2期
[49] Joseph Stiglitz. Whither reform? Ten years of transi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chapter 4,April 1999,pp.127-171. Rawski持相似观点,参见Thomas Rawski,“Chinese Industrial Reform: Accomplishments,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No. 2,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Hundred and Six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ay, 1994), pp. 271-275。
[50] 乔万尼•阿瑞吉、张 璐著,任雪梅译,《超越华盛顿共识: 新万隆联盟?》,《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9期
[51] 张宇指出,一制度是人们创造的,初始条件只为改革提供了初始环境;二初始条件的利弊是相对的,中国存在大量农业劳动力也是中国面临劳动力就业的压力;三初始条件是随着改革的推进而不断变化的。参见张宇:《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的转型模式》,《政治经济学评论》,2005年1卷2期
[52] 张宇:《过渡经济学与中国的转型模式》,《政治经济学评论》,2005年1卷2期
[53] 另外两个变量分别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否能以及多大程度上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剩余是用于消费还是积累和创新。
[54] 蔡万焕:《论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经济的实用性》,《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3期
[55] 阿瑟·刘易斯编著:《二元经济论》,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3页
[56] 关于西欧和东欧阶级斗争结果迥异的原因,布伦纳认为农民阶级组织力量的差异发挥了显著作用。例如德国西部农民通过在小村庄进行长期的斗争建立了可以实现经济管理和政治自治的优秀农村组织机构,而德国东部农民的合作经济发展不足,这受到其殖民社会演化的影响。参见布伦纳《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新解》,第248-249页
[57]布伦纳:《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新解》,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9-40页
[58] 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90-91页
[59]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111-112页
[60] 这不仅是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在批评刘易斯模型时也提出了劳动力转移率与资本积累率不一定成比例。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102页
[61]布伦纳:《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新解》,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21页
[62] 指国家和金融权力的结合点。大卫·哈维:《资本之谜》,第51页
[63]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第86-89页
[64]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162-177页。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第195页
[65]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1页
[66] 塞缪尔·鲍尔斯等:《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66-368页。孟捷,李怡乐:《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动因的三种解释——评述与拓展》,《当代财经》,2012年第6期
[67]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6-127页
[68] 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167页
[69] 1985年以前,中国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一方面资本密集型的城市工业不能充分吸纳就业,另一方面工业化需要统购统销提取农业剩余,因此国家规定农业劳动力不能完全自由转移,形成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198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中首次提出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
[70]《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1页。
[71]潘毅、卢晖临:《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
[72]具体而言,(1)从1985年开始,国家改变了粮食收购价政策,降低超额部分粮食的最低保护价;(2)化肥农药和种子等由官方定价转变为资本主义大公司高价垄断;(3)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衰落,加上缺乏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家庭用于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支出增加;(4)80年代以来,农村税费增加,刺激了农民家庭对货币的需求。
[73] 孟捷,李怡乐:《改革以来劳动力商品化和雇佣关系的发展——波兰尼和马克思的视角》,《开放时代》,2013年05期
[74] 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4页
[75] 温铁军:《八次危机》。孟庆峰:《半无产阶级化、劳动力商品化与中国农民工》,《海派经济学》,2011卷第1辑
[76] 孟捷引用戈德利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重构指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一直都是并非严格可分,而是相互渗透的。国家,或者政治权力和政治不仅外在于经济结构,而且“或明或暗地存在于经济结构之中”。孟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77] 参见龚刚等:《从技术引进走向自主研发——论新阶段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5期。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高投资,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78]不同于常规市场体制有中央政府和市场两大经济主体,史正富认为中国市场体制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市场并存的三维市场体制。
[79] Walder, Andrew,“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101,No. 2 (Sept.1995),pp.263-301.
[80]钱颖一、徐成钢:《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M型的层级制和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扩张》,《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3年01期
[81] 张五常尤其强调县际竞争,高度评价了县际竞争对吸收外资、工业集聚、国企私有化和减少贪污的正向影响。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141-170页
[82] 温铁军、朱守银:《政府资本原始积累与土地“农转非”》,《管理世界》,1996年第5期
[83] 黄宗智:《跨越左右分歧:从实践历史探寻改革》,《开放时代》,2009年12期
[84]史正富.:《超常增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第一章和第二章.
[85] 陶然(2010)指出,2003年7月全国开发区清理整顿结果显示,全国各类开发区达到6866个,规划面积3.86万平方公里,这些开发区到2006年底被中央核减至1568个,规划面积压缩至9949平方公里。
[86] 黄宗智:《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非正规经济实践》,《开放时代》,2010年10月
[87]陶然,汪晖:《中国尚未完成之转型中的土地制度——改革:挑战与出路》,《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2期
[88] 90年代末期,乡镇企业发展缓慢、陷入衰退。2005年国家统计数据显示已经没有集体企业。
[89]根据卢锋的研究,从1985年至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农民工以本地就业为主,从5900万上升到9700万。90年代中晚期,因为乡镇企业改制,本地农民工数量急剧减少,2002年下降到6070万人。不过,尽管乡镇企业改制减少本地农民工就业数量,这个时期乡镇企业对农民工就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主导作用。参见卢锋:《中国农民工工资定量估测(1979-2010)》
[90] 笔者参考了刘伟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中的提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6年,第271页
[91] 罗纳德·I·麦金农著,周庭煜、尹翔硕和陈中亚译:《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8-134页,第212-215页
[92]林毅夫:《自生能力, 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经济研究》,2002年12期
[93] McMillan和Naughton持类似观点。参见McMillan, John, and Barry Naughton. "How to reform a planned economy: lessons from China."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8 no.1 (1992),pp. 130-143.
[94] 张宇:《论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原因》,《学习与探索》, 1997 (3): 4-20.
[95]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五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第271页
[96] 《中国统计年鉴1999》,转引自黄宗智,《中国的隐形农业革命》,第41页
[97] 根据《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报告》,在政府大力支持下的龙头企业所占比例从2000年41%上升到2005年的45%,自发性的合作组织在没有得到政府实质性支持的条件下从2000年14%上升到2005年36%。
[98] 郭金兴和柳欣从存量流量结构、收入分配结构、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失衡导致的累计循环机制对此进行了分析,与本文观点相似。郭金兴,柳欣:《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劳动力转移——中国经济高增长方案的初步论证》,《政治经济学评论》,2007年第1辑
[99] 大卫·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164页
[100]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不平等交换。冯志轩:《不平等交换的历史动态:一个经验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3月
[101] 王美艳:《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乔明睿等:《劳动力市场分割、户口与城乡就业差异》,《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1期。邓峰、丁小浩:《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性别收入差距》,《社会学研究》,2012年5月。余向华、陈雪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分割效应及其变迁——工资机会与机会差异双重视角下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12年第12期
[102] 关于非正规经济的研究参见黄宗智:《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非正规经济实践》,《开放时代》,2010年10月。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开放时代》,2009年2月
[103] 孟捷,李怡乐:《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动因的三种解释——评述与拓展》,《当代财经》,2012年第6期
[104] 肖潇运用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理论来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强调了资本积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不过对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不均衡以及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地位的分析相对较弱。肖潇:《试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二重形态——以“积累的社会结构”为分析视角》,《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
[105] 付文林,赵永辉:《价值链分工、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财经研究》,2014年1月。金芳:《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变化 、内在矛盾及其走向》,《世界经济研究》,2008年第5期
[106] 黎贵才,卢荻:《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演进的就业效应》,《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12期。黎贵才,卢荻:《资本深化、资源约束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经济学家》,2011年5月
[107] 新古典范式对刘易斯模型的最严重的批评首先是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劳动力的真实工资是外生的,而非由供给和需求内生决定。新古典范式反对外生的协商工资。其次是质疑刘易斯模型中农业部门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假设。很多新古典学者试图用经验数据证明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力不为零,以及农业部门的真实工资曲线是倾斜的。Gustav Ranis and John C.H.Fei. Lewis and the classicists. Center discussion paper No.384. September 1981
[108] Ranis G.“Arthur Lewis's contribution to development thinking and policy”,Manchester school,Vol 72, No. 6 December.2004,pp.712-723.
[109]黄宗智的研究表明如果将农业人口纳入非正规就业的范畴,中国整个非正规经济占所有就业人员的85%。关于非正规经济的研究参见黄宗智:《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非正规经济实践》,《开放时代》,2010年10月。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开放时代》,2009年2月
。吴要武、蔡昉:《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规模与特征》,《中国劳动经济学》,2006年2期
[110] 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详细论述参见陶然,汪晖:《中国尚未完成之转型中的土地制度——改革:挑战与出路》,《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2期
[111] 根据史正富,宏观战略投资可以投资于生态保护、能源开发、技术研发、人力资本和民生资产。参见史正富:《应对经济下行 呼唤双轨投资》,《第一财经日报》,201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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