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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发展理念: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读

时间:2017-08-07 16:26来源:《政治经济学报》 作者:周绍东 解勇 点击:
五大发展理念: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读[①]
周绍东  解勇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人类历史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人的全面发展三个阶段。经过长期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所处的第二个历史发展阶段已呈现出向第三个阶段过渡的某些先兆性特征,而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又为这种历史阶段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生产力机遇。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道路上再一次树立起“历史路标”,旨在开启由“物的依赖性”向“自由个性”转变的历史征程。五大发展理念是从中国发展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规律性认识,其本身就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同时,也将进一步引领对中国当代重大经济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社会分工作为生产方式的主要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可以作为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引领重大经济现实问题研究的切入点和出发点。
关键词:五大发展理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新科技革命  社会分工 
围绕经济发展,通常有三个思维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工程或技术层面的思维,第二个层次是逻辑或设计层面的思维,第三个层次是哲学或理念层面的思维。推动经济发展,三种思维缺一不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以及今后更长一段时间的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五大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新理念,属于哲学或理念思维层次,具有前瞻性、整体性、统领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系统分析五大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和根本要求,并以此引领重大经济现实问题研究。

一、“五大发展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

(一)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
 西方发展理论很早就对经济发展的阶段进行了划分,并提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采用差异化的发展理念和措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狩猎状态、游牧状态、农耕状态、农工状态和农工商状态等五个阶段。罗斯托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划分为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其中的起飞阶段和走向成熟阶段又被理解为工业化阶段,其内部又可以被分为工业化早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等三个子阶段,大众消费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又可以被理解为后工业化阶段。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发展阶段往往被视为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的同义词,因此,政治经济学视野的发展阶段就被习惯性地理解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一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就将人类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②]
以私有制和家庭的出现为界线,第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可以被分为两个历史时期,原始社会人的依赖性体现在个体对氏族和部落的依赖性,当私有制、家庭出现后,这种依赖性转而成为家庭成员之间的依赖性。第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是个人和家庭以原子状形态存在,自给自足地从事生产生活,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极低,商品交易的发展处在萌芽状态。第二个历史阶段则恰恰相反,商品经济迅猛发展起来,把所有个体都卷入了商品货币关系的网络中,任何人都无法脱离这张网络而独立生存,每个人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实现自身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在商品经济网络面前又是严重依赖于其他商品生产者的。到了第三个历史阶段,伴随着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的全面发展已经打破了原有的分工和专业化限制,个体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已不需要再依赖于商品货币关系,此时,人向自身的类本质复归,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个性。
在第三个历史发展阶段,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③]这就是表明,在第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工人将不仅仅是运用生产工具来作用于生产对象,而是对整体生产过程进行控制。将自然过程改变为工业过程,实质上就是指实现工业过程的系统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工人将不再被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生产工序和劳动部门,由于个人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工人能够在不同工作岗位和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强加在工人身上的分工枷锁开始松动。
(二)新科技革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变
建国以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我国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正在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重要契机,新科技革命中涌现的人工智能、3D制造、工业机器人、互联网+等先进技术手段,已经开始将“站在生产过程旁边”由理论上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中的可行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第二个历史发展阶段已呈现出向“自由个性”的第三个阶段过渡的某些先兆特征。
我们以人工智能的在生产领域的发展为例进行分析。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在生产过程中,人工智能的应用主要表现在工业机器人、信息物理系统(CPS)、智能制造体系(IMS)物联网和务联网等方面。人工智能在工业生产中的普遍应用,将为人类从直接生产过程中摆脱出来提供技术上的可行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直接生产过程中的机械性、重复性、危险性工序环节完全可由工业机器人操作。工业机器人是自动执行工作的机器装置,是靠自身动力和控制能力来实现各种功能的一种机器。它可以接受人类指挥,也可以按照预先编排的程序运行,现代的工业机器人还可以根据人工智能技术制定的原则纲领行动。所有的工作的完成都具有高效性、持久性、速度和准确性。工业机器人的参与,使得工人从第一线的直接操作活动中摆脱出来,不需要直接接触劳动对象就可以完成生产活动。
第二,生产过程中的信息交换可由智能系统掌握。在人工智能控制的生产过程中,通过信息物理系统(CPS)、物联网和务联网,能够实现不同工序之间、不同生产环节之间、价值链上下游之间的信息自动交换,极大地降低生产者在信息通讯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CPS是一个综合计算、网络和物理环境的多维复杂系统,通过3C(Computer、Communication、Control)技术的有机融合与深度协作,实现大型工程系统的实时感知、动态控制和信息服务。CPS实现计算、通信与物理系统的一体化设计。信息物理系统通过人机交互接口实现和物理进程的交互,使用网络化空间以远程的、可靠的、实时的、安全的、协作的方式操控一个物理实体。物联网利用局部网络或互联网等通信技术把传感器、控制器、机器、人员和物等通过新的方式联在一起,形成人与物、物与物相联,实现信息化、远程管理控制和智能化的网络。物联网是互联网的延伸,它包括互联网及互联网上所有的资源,兼容互联网所有的应用,但物联网中所有的元素(所有的设备、资源及通信等)都是个性化和私有化的。务联网依托互联网实现的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相互融合的网络化应用服务形态。它以服务的形式支持网络环境下的各种生产性商务服务、生活消费服务、社会服务、信息服务、软件服务等,实现软件化服务系统的互联和社会化服务系统的互联。
第三,生产过程中的部分决策活动也可以由人工智能辅助处理,智能制造体系(IMS)的发展甚至已经部分地替代了生产中的脑力劳动。IMS是一种由智能机器和人类专家共同组成的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它在制造过程中能进行智能活动,诸如分析、推理、判断、构思和决策等。通过人与智能机器的合作共事,去扩大、延伸和部分地取代人类在制造过程中的脑力劳动。IMS有效地把制造自动化的概念更新,扩展到柔性化、智能化和高度集成化
第四,生产与需求的对接可以更多地通过信息网络来进行,这将极大地减少产品设计、生产调节、市场营销的工作量。随着自动化从刚性自动化到柔性自动化再到智能自动化,制造模式也由单件生产模式向大批量生产模式再到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模式最后到变品种变批量模式的转变。企业的生产动力来自于消费需求。在互联网环境下,消费者对企业的运作管理的参与度正逐步提高,生产制造活动也由内部封闭的运营模式向开放型的智能生产变化。
第五,在智能化的生产体系下,管理和服务需求的增加将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消灭工作机会和就业岗位,而是劳动者的工作方式发生巨大转变,全新的就业岗位对工人提供了更高的知识要求,劳动的智力强度提高,工作时间反而下降。全新的协作方式使得工作可以脱离工厂,通过虚拟的、移动的方式开展,员工将拥有高度的管理自主权,可以更加积极地投入和调节自己的工作。同时,员工角色由体力型、技能型向知识型、管理型转变,极大改变了劳动力市场需求,据麦肯锡咨询的估计,智能化生产替代传统生产将带来原有的1个劳动力需求变为2.4个新劳动力需求。在智能生产制造系统中,将形成大数据分析、模型建构、在线咨询、远程监控在内的众多服务需求与就业机会。
在人类历史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人类从直接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得以获得充分的闲暇时间并全面发展各种能力,而新科技革命为此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契机。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来看,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初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这个过渡的完成,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启,这就是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向第三个历史阶段转变的历史时期,而从“十三五”到21世纪中叶的三十年,是为这一历史转变进行积极准备的关键时期。正是在以上时代背景下,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明确了我国发展的根本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不仅在治国理政的思路上形成了适应时代发展、直面现实问题的全新理念,而且在事关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坚持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筹、坚持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协调、坚持战略性和操作性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从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发展理念对现实的指导作用愈发凸显。创新发展催生了中国最大的科技孵化器——深圳,协调发展指导京津冀的分工与合作,绿色发展引领山西等资源依赖型地区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转型升级,开放发展为“一带一路”、亚投行、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共享发展彰显了新苏南模式的“共富”目标指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涌现出的大量活生生的现实案例,既是发展理念的鲜活体现,同时也是发展理念的落地生根。因此,迫切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五大发展理念进行认识和把握,并加强对重大经济现实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将五大发展理念落实到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方方面面。

二、从历史路标视角理解发展理念

 理念是对事物本质性认识的升华、提炼和概括,先进的、科学的、充满张力的发展理念往往具有活力和生命力,对发展实践具有指导和推动作用,而落后的、僵化的、封闭的发展理念往往具有保守性和教条性,对发展实践起到阻滞作用。在理论上对发展理念的本质进行准确认识,进而厘清建国以来发展理念一脉相承的内在特征,就成为理解和阐释“五大发展理念”的前置性工作。
(一)经济发展思想的历史路标:发展理念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按照我的写作计划,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著作者都不包括在历史的评论在内。这种历史的评论不过是要指出,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我批判,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④]探索经济学发展的“自我批判”和“历史路标”,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历史的评论”即经济思想史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形式,也是马克思实现经济科学革命的两个重要方面。“自我批判”和“历史路标”可以被分别界定为叙述的经济思想史和研究的经济思想史,两者的差别在于:“自我批判”的经济思想史,是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对经济学体系进行叙述,这也是我们惯常进行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而另一方面,以“历史路标”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思想史是“研究的经济学”所要求的,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上,所依据的是探索经济思想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是对经济学范畴、重要理论和规律以及经济学派研究为主题的(顾海良,2013:8)。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研究,是理解“叙述的经济思想史”和“研究的经济思想史”两者差异性的经典案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采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业资本的循环和周转问题,产业资本在资本周转过程中依次采取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式,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逐渐从生产过程中独立出来,分别成为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这种分析体现了严谨的经济分析,在各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也是这样叙述的。但是,在真正的历史进程中,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出现却是远远早于产业资本的,也就是说,尽管在叙述的经济思想史中,三者出现的顺序是“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但是,在研究的经济思想史中,研究三者经济思想出现的顺序却是“商业资本——借贷资本——产业资本”,研究商业和借贷行为的经济思想早在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就已经出现了,而对产业资本的研究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才出现的。因此,我们研究资本,就有必要按照“商业资本思想史——借贷资本思想史——产业资本思想史”的顺序来展开。
研究的经济思想史,在本质上,是依据经济学历史发展本身的脉络展开的,是随着经济思想历史的发展而接续延伸的(顾海良,2013:8)。在其特征上,一是以对经济思想历史中范畴、理论和规律及各经济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为主题的。二是注重对经济思想历史的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研究,特别是以经济学形式和流派形成和发展及其比较的研究为主题的,注重对经济学演进具有“历史路标”意义的经济范畴、经济理论、经济规律和经济学派的研究。三是研究的经济思想史也是叙述的经济思想史的前提,四是研究的经济思想史是独立形态的经济思想史。
因此,要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不仅仅要重视由抽象到一般的分析方法和叙述的经济思想史,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从研究的经济思想史出发,从经济思想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中找出“历史路标”。发展理念是发展思路的集中体现,是发展行动的理论先导,是发展方向的内在轨迹,因此,经济发展思想的历史路标,正是发展理念。
(二)建国以来我国发展理念的演进脉络
历史路标揭示的是历史、现实与未来连接的内在逻辑(顾海良,2013:2)。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商品货币关系仍然广泛存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还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从总体上来说,我国还处在以物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第二个经济发展阶段。但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是朝着第三个历史阶段迈进,这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根本特征是劳动者“自由个性”得到满足、强制性分工转变为自觉分工。历史路标的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历史路标始终指明了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特别是在历史转折时期和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之际,把握历史路标就能够坚定发展方向,理解历史路标就能够保持制度本色,遵从历史路标就能够获得发展先机。建国以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多种发展理念,这些发展理念都具备历史路标的意义,始终确保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1、创新发展理念的演进脉络
创新被认为是在近年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才被广泛提及的概念,实际上,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就已经提出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要求。毛泽东在写作《论十大关系》的前期调研中就指出:“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⑤]。毛泽东甚至对我国技术创新模式都有所分析,1963年,在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毛泽东特别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⑥]关于制度创新,毛泽东指出:“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⑦]还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基础上,他还进一步提出了理论创新的命题:“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⑧]
从本质上来看,创新发展理念要解决的是发展动力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将改革看作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继承并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改革动力论,突出强调了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的关键作用,这就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动力源泉。五大发展理念将创新放在发展理念的第一位置,既是对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复归,也吸纳了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同时还强调了新时期领导集体的创新动力论,彰显了发展理念作为历史路标的指向性和继承性。
2、协调发展理念的演进脉络
协调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民经济建设中较早提出的发展理念,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就如何协调产业结构、区域关系、经济与国防建设、集体与个人关系等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在当时以重工业为龙头带动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就已经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协调发展问题,并提出了大量直到现在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协调发展理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述是:“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非均衡发展战略实现了短时间内经济快速发展,部分区域、部分行业、部分个体、部分领域发展地比较快、比较好,但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为此,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围绕着协调发展进行了很多理念性思考。制定和实施国家层面的区域发展战略、扶持农业等基础性行业发展、积极推动人的城市化进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等等,都是协调发展理念在实践中的体现。
3、绿色发展理念的演进脉络
绿色发展理念本身经历了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1959年毛泽东在与秘鲁议员团会谈时指出:“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⑩]邓小平特别指出人口多、耕地少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11]。从目前公开发表的党的文献来看,胡耀邦较早地关注了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1980年,胡耀邦在北京郊区考察工作时,就谈到了城市燃煤污染和荒山绿化两个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耀邦的谈话第一次深刻触及了发展理念问题。“焦化厂、化工厂是污染源,这就有个工业发展方向问题。首都究竟要搞成什么样子?难道我们现在还不要想一想吗?”
正是在对发展理念进行深刻思考的基础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提到了重要位置,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加以推进。在2001年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更加明确地提出:“我们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党的十六大报告更是将环境问题提高到发展道路层面上来,提出要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路子。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设计中,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布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生态文明概念实现了发展理念从污染治理到自然修复的转变,鲜明提出“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新理念,将保护生产力提升到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等量齐观的高度,这本身就是绿色发展理念历史路标作用的重要体现。
4、开放发展理念的演进脉络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国际环境是恶劣的。新中国先后与美国、苏联等大国交恶,遭到了资本主义阵营严重的经济封锁。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排斥对外开放,而是始终强调向外国学习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2]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对方开放在大量引进国外资金、技术、人才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因素,经济上的国际垄断资本和政治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多次对我国经济社会稳定造成了冲击。因此,是否坚持开放发展,如何坚持开放发展,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发展理念问题。
1989年政治风波结束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这种坚定的开放发展理念贯穿了后续几代领导集体的执政方略,在1998年金融危机,2001年“911”事件,2008年次贷危机,甚至包括近期的欧债危机和英国脱欧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紧要关头,坚持开放、推动发展的主旋律始终没有改变。当然,相对于以往的“开放”而言,五大发展理念中的开放,包括三个层面的新内涵,这就是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的有机结合,走出去与引进来的有机结合,贸易、投资等传统开放方式与区域经济合作等新开放方式的有机结合。
5、共享发展理念的演进脉络
共享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面临着稳定和发展国民经济,加强国防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多个方面的工作和任务,特别是如何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最为迫切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那么,如何调动积极因素呢?毛泽东提出了利益共享的基本原则:“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系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13]可见,共享发展理念可以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找到思想源头。
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我国经济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快速跃升,但也因此造成了一段时期内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和利益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为了纠正实践中过度强调效率优先的做法,各个时期的领导集体都把实现共同富裕和利益共享作为重要发展理念加以强调,先后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代表”思想和以人为本等提法,这些理念发挥了重要的历史路标作用,强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共享发展的价值导向,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完善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三、以生产方式作为理论硬核阐释和贯彻“五大发展理念”

发展的本质是对立面的矛盾运动过程,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位于核心位置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因此,发展理念的实质就是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看法和观点的总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体系中,“生产方式”是最能反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关系的理论范畴,因此,可以将生产方式作为理解、阐释和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枢纽,甚至也可以将其作为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路径。
(一)生产方式一般与生产方式特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指的生产方式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劳动方式,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本.法因和艾伦.列泼德将前者称之为抽象层次上的生产方式,把后者称之为具体层次上的“社会形态”[14]。对于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与劳动资料结合的方式[15]。这个层面的生产方式,可以将其界定为生产方式一般。而“生产的社会形式”则是表明: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其生产的社会形式是雇佣劳动者与资本相结合进行生产,雇佣劳动者必须服从资本所有者的生产调度和指挥。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马克思提出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6]对于这个层面的生产方式,我们将其界定为生产方式特殊。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给予了生产方式特殊很高的重视程度,这是因为,生产方式特殊是与生产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生产方式特殊的前置项,只有在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背景下,讨论生产方式特殊才是有意义的。例如,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背景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通过资本这个纽带间接地结合起来的,劳动过程受到资本所有者的监督和控制,劳动成果必须服从资本所有者的分配。但是,强调生产方式特殊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地位,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生产方式一般的重要意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来看,生产方式一般恰恰是两者的中介环节,它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首先会影响到生产方式一般,进而传导影响生产关系,反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也是通过生产方式一般这一中介环节实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生产方式一般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集中体现,由于经济发展本身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故而可以将经济发展界定为生产方式一般的优化过程,因此,五大发展理念实质上就是生产方式一般的优化思路。
生产方式一般至少包括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是微观层面的生产方式一般,这是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具体生产过程中的结合方式,这种结合是发生在特定的劳动时间和生产空间中的,因此也可以将其称之为“劳动方式”。在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中,“技术-经济”范式是与“劳动方式”较为接近的概念,如福特制、精益生产、大规模定制、个性化定制生产、弹性专业化生产等等都属于劳动方式的范畴。[17]生产方式一般的第二个方面内容是指中观层面的区域和产业,也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如何在不同的区域和产业中进行组合和搭配的。这里的区域概念包括行政区域、城乡、国内国际等多个维度,产业概念则包括产业间和产业内部两个方面含义。生产方式一般的第三层内容是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方式,这包括自然配置方式、市场配置方式和计划配置方式等三种类型。严格意义上来说,微观和中观的生产方式一般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但为了凸显资源配置方式在宏观和总量层面的特定含义,我们仍然将其作为生产方式一般的一种独立形态来处理。
(二)社会分工是生产方式的主要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
正如同生产方式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样,分工同样也具有这个特征。一方面,分工是一种重要的劳动方式,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学会了按照性别、体型等生理因素进行劳动分工,也即安排不同生理特征的人与不同的生产资料结合以进行生产活动,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自然分工”。并且,分工现象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都普遍存在,作为一种重要的劳动方式,分工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指征之一。借用西方经济学“生产函数”概念,可以将生产方式一般简化为这样一个里昂惕夫生产函数:
                (1)
生产过程使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其中ci(i=1,2,…,n)表示投入生产过程的第i种不变资本的价值,vj(j=1,2,…,m)表示投入生产过程的第j种可变资本的价值。α和β都是技术系数,表示生产价值Y所需要的最小单位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在这里,产品的价值量是以一个固定生产系数为标准的最适投入量组合来决定的,生产方式作为“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与劳动资料结合的方式”这一基本含义,通过分工清晰地表达出来:各种生产投入之间必须保持一个相应的投入组合比例,任何不符合这种分工关系的投入组合都会降低生产效率。[18]
可以通过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理解社会分工一般。微观层面的社会分工一般,主要是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具体生产过程中的分工方式,也即企业内分工。中观层面的社会分工一般,主要是城乡分工、区域分工和产业分工,此外,当区域分工和产业分工涵盖了国与国之间的分工关系时,国际分工也可以被纳入中观分工的范畴。宏观层面的社会分工一般,主要是指自然分工、市场分工和计划分工等三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
分工也是一种生产的社会形式,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中,分工的具体形态也存在差异。典型的例证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与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分工发展都不同的是,作为一种新的分工形式,企业内部分工与一般性的社会分工开始并行不悖地发展起来,而这种企业内部分工恰恰体现了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特征。
基于此,分工不仅体现了生产方式作为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结合这一基本含义,同时还反映了生产方式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这一更深层次的内涵。从劳动方式层面上来看,分工体现了生产方式与生产力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从生产的社会形式来看,分工体现了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紧密联系。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分工不是生产方式的全部,不能简单地用分工来代替生产方式,它们之间只能是整体与部分、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19]除了分工,生产方式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一方面,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劳动对象的丰裕程度以及生产工具的质量状况等等,都是生产方式的外在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分工本身具有多名劳动者从事互相关联的不同工作的含义,但在很多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也会采取简单协作的方式进行生产。这里的简单协作,是指多名劳动者从事相同的劳动活动。尽管简单协作并不能像分工那样产生明显的报酬递增效应,但也有助于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并同样达到提高劳动效率的效果,这是因为“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但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20]

四、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重大经济现实问题研究

五大发展理念是从中国发展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规律性认识,其本身就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同时,也将进一步引领我国当前重大经济现实问题的研究。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集中体现,生产方式一般可以作为阐释和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论硬核,而生产方式的主要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是社会分工,因此,可以将研究如何推动社会分工演化作为引领重大经济现实问题研究的切入点和出发点。   
(一)创新发展理念:技术与市场合力,供给与需求协作
在发展动力上,五大发展理念突出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创新、分工、市场三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把握其内在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政策。一方面,创新与分工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工艺创新推动了分工深化,而产品创新推动了分工广化。工艺创新对应的是企业内部分工的深化,也即不断延长的生产步骤和增值环节;产品创新对应的是社会分工的广化,也即不断扩张的产业门类和产品类型。另一方面,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由于分工的深化和广化,不断提高的劳动专业化水平导致了递增报酬,这将有效提升劳动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提升相伴随的是有效购买力的提高,这将提高市场容量,而市场容量的提高,使得产品价值链中的各个环节独立出来成为可能,迂回生产的程度得到提高,这又进一步加快了分工演进,这意味着分工演进和市场扩张之间会产生良性循环。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深入考察分工、创新、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技术与市场之间架起桥梁,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构建联系,并促使供给与需求形成合力,以此推动经济发展。
以社会分工演进为线索,能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新的政策思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进一步激发生产要素活力,长期以来,我们依靠低廉的劳动力要素、土地要素和资金要素推动了粗放的经济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把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转换到技术要素和制度要素上来。从创新和分工之间的关系来看,这对传统生产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一,企业要重新理解工艺创新,转变过去那种把工艺创新等同于不惜一切手段压缩成本、降低产品质量以获得价格优势的做法,通过使用高质量生产要素,增加产品生产的工序环节,提高产品的工艺复杂程度,以分工深化提高产品附加值,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第二,政府要重新理解企业的产品创新,要转变过去那种把产品创新等同于简单地开发新产品的做法,而是要把产品创新理解为创造新的生产部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进行谨慎的机制设计,通过降低市场壁垒、优化流通方式、切实减免税费等措施,控制社会分工广化所带来的交易费用,发挥制度因素在生产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二)协调发展理念:推动分工演进,协调经济关系
在发展思路上,五大发展理念强调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性,主要就表现在各种分工发展不足上,因此,深入贯彻协调这一发展理念,就必须推动城乡分工、区域分工、产业分工、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等各种分工的深化和广化。一是城市和农村的分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从农户的微观行为出发,分析中国农村居民在改革开放以来分工和专业化决策的演化过程。中国农村居民的分工和专业化决策从最初的“城-乡”决策,逐步演化为更为细化的产业选择决策和区域选择决策,这种分工决策上的变化,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结构化变动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把握进城务工人员的分工和专业化决策特征,将为制定有针对性、有操作性的城镇化政策提供微观基础和理论依据。
二是区域和产业的分工发展。在经济体内部,各区域会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特点发展专业化特色产业,因此,区域分工和产业分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从分工和专业化范畴出发,提出区域主导产业筛选方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可以分析产业内不同主体的行为特征,探讨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中介机构协作分工,选择产业最优技术路线的原则和方法。在分析区域和产业分工发展的基础上,为国家级区域战略规划和产业发展专项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三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分工发展。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被认为是造成金融危机和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工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虚拟经济造成金融危机,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之间的分工受到了阻碍,实体经济偏离了专业化方向,过多涉足金融领域。第二,虚拟经济部门内部分工的演进受到了阻碍,传统金融部门偏离了专业化方向,过多涉足衍生金融领域,导致衍生金融产品的获利能力被过度挖掘。为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针对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模式展开研究,探讨推动金融分工演进、规避金融风险的政策措施。
(三)绿色发展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分工,强调经济发展约束
在发展条件上,五大发展理念明确了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同时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必须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在传统经济发展理念中,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分工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经济增长往往以破坏生态环境、大量消耗能源、威胁人与自然关系作为代价。绿色发展理念,从两个层面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分工的要求。第一个要求是:要强调经济发展必须以生态环境和资源存量的稳定和改善作为约束条件,并在这一约束条件下,推动环境友好和资源增效导向的经济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研究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和资源代价,特别是在强调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把保护生产力所付出的必要成本和代价计算在内,并将该计算结果作为制定经济发展目标和测度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
绿色发展理念提出的第二个要求是:在利用自然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分类对待自然环境,努力营造差别定位、分工合作的生态系统。我国近年来积极推行的主体功能区战略,就充分体现了这一分工发展思路。国土空间具有多种功能,但必须根据国土空间的资源禀赋特点和生态环境特征,因地制宜地发展其主要功能,形成合理分工的国土空间利用格局。按开发方式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其中的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就是要给自然环境以休养生息的空间和时间,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建设“资源开发—产品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反哺自然”这一“经济-社会-自然”的大分工体系。
(四)开放发展理念:融入国际价值网络,构建国家价值空间
在发展道路上,五大发展理念坚持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是推进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从分工演进角度来看,政府和企业是更深层次参与国际分工的两大主体。在国家层面,应突破既有国际分工格局,打造以我为主的跨国和洲际层面的区域分工网络,通过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如亚投行),建立区域性合作载体(如上海自贸区),构筑区域性合作机制(如“一带一路”经济区),通过提高区域在全球价值网络中的分工地位,开辟新国际分工格局。
在企业层面,可以通过自主创新推动和国内需求拉动实现在国际分工网络中的攀升,但仅依靠其中单独一种攀升动力并不能帮助本土企业摆脱跨国垄断巨头的控制。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并非独立发挥作用,分工深化和广化将两者联系起来并形成合力,形成本土企业攀升的“第三条路径”,在这条路径上,分工深化和广化为本土企业形成多样化技术路线提供了更大的价值空间,使传统意义上的点状升级演变为线状升级和网络升级,乃至进一步提升为立体推进和空间升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研究本土企业如何从产品价值节点到行业价值链条再到产业价值网络进行攀升,并最终构建独立自主而又开放包容的国家价值空间。
(五)共享发展理念:以自觉分工为导向,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在发展目标上,五大发展理念揭示了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求当代中国的全部发展,必须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相悖的。大量研究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归结于城乡二元结构、行业垄断和区域发展不均衡等因素,却忽视了所有制因素的关键作用。生产过程决定了分配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引发劳资双方的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劳动者与自身产品的异化、劳动者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相异化、劳动者同自身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之间相异化。
共享发展理念要求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分工界限。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命题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还必须重视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共享发展理念来看,除了制定和执行法律、提供公共产品和宏观调控以外,政府职能还包括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对私有制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必要的微观监管,通过推进最低工资制度、倡导职工民主管理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切实保护劳动者权益。二是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优化公有资产管理和国有资本管理方式,利用公有制的制度优势抑制私有制引致的劳动异化,推动强制性分工向自觉分工的转变,推动“物的依赖性”阶段向“自由个性”阶段的伟大历史转变。

结 束 语

在1960年初读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毛泽东同志指出:“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些限制。”[21]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遭受了重大挫折。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和丰富的理论源泉。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发展理念是指引发展方向的“历史路标”,五大发展理念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发挥五大发展理念的思想引领作用,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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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Concepts of Development: An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Zhou ShaoDong  Xie yo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Jiangsu 210023 )
Abstract: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divide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o three stages: human dependency, material dependency and human's all-round development. After a long period of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second historical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system has shown some precursory features of the transition to the third stage, and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hich is on behalf of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new energy technology and the new materials technology has provided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productive forces to change this historical stage. In the background of this era, five Concepts of Development including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 and shared development is put forward in the Fifth Plenum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once again sets up a “historical road signs” which is aimed to open a history journey from material dependency to free personality on the road to achieve the "two hundred years" goal. The Five Concepts of Development is regular knowledge extract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which is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meanwhile, the concepts will also further lead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China's major economic realities. Social division as the main form of existence and expression of production can be used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implement the five Concepts of Development and lead the study of major economic realities.
Keywords: Five Concepts of Development,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Social Division


[①]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2016ZDA002)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周绍东(1984-),男,南京财经大学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解勇(1993-),男,南京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联系方式:15151582776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⑤]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⑥]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⑦]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⑧]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⑨]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⑩]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4]Ben Fine and Ellen Leopold:<The World of Consumption>,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
[15]马家驹、蔺子荣:《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6期。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7]需要注意的是,将劳动过程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已经不同于生产方式一般的抽象性质了,而是更接近于具有所有制特征的“生产方式特殊”概念。
[18]赵峰:《马克思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的比较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9]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北京:三联书店,2000。
[2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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